有一群人，離開故鄉已半世紀，他們在異鄉安居落戶，但還是念念不忘，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故鄉，因此他們在異域仍極力保存傳統固有文化，並積極教育下一代，希望在故鄉即將面臨滅絕的固有文化，還可以在異域繁衍流傳，這是一個令人敬佩的民族，他們的努力能否成功？是否能夠抵擋強勢的流行文化？固有文化與流行文化能否兼容並蓄？更值得我們以保存中華文化為己任的台灣人深思。本書描述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教育狀況，似乎有點專業又冷門，但我深為達賴喇嘛及流亡政府主政者的苦心所感動，更為本書作者從事教育的熱忱所感動。

流亡，大多是不得已，出於戰亂者尤多，猶太人流亡了1000多年才獲得建國，1949年大陸淪陷(或是解放)，200萬軍人和公務員及眷屬退守台灣，更是驚心動魄的流亡。在台灣的流亡者同時也是強勢的統治者，根本毋庸(或是不屑)適應當地的文化，如果像流亡的藏人流落到印度各地，等於是寄人籬下，連戶籍、身分證都沒有，要想在移民地落地生根，基於謀生便利，必然要學習當地的語言，融入當地的優勢文化，如此，處於劣勢的傳統固有文化還能保存多少？還能流傳久？恐怕是悲觀的答案。這也是流亡政府主政者，積極的以流亡教育來保存傳統固有文化，為未來的西藏培養菁英人才，如此，西藏的宗教文化才得以在異域傳承而不致滅絕。

本書描述3代的流亡藏人，第1代藏人是1959年跟隨達賴喇嘛逃難離開西藏，這一年中共開始統治西藏，破壞寺院，殘害僧侶，不得已匆匆離家，且退且走，散佈到世界各地，其中以印度最多，因此在達蘭薩拉組織西藏流亡政府。第2代藏人是1959年以後出生，已完成教育的青壯年藏人，有的是在印度出生，有的是後來循著逃亡路線出走的中國籍藏人，後者往往已受過全部的中國教育，藏文程度不好，卻擁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虔誠的宗教信仰。第3代藏人是在印度或在西藏出生，現在還在受教育的藏人。目前在西藏的學校漢人很多，中共的教育政策是不教藏文，多數藏人不知道藏文的重要，藏人之間也說漢語，連作夢也用漢語，學校不教授與西藏有關的宗教和歷史，沒有人知道達賴喇嘛和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

以下是他們的訪談紀錄中的一小部分：「許多留在境內的藏人為了民族的生存而失去了生命，有些為了民族的自由而失去了自由，我(第2代藏人)自己卻在流亡的安全環境中茍活著。因此，我感到愧疚，我只能用努力為民族工作來彌補這種愧疚。當然，我也同時對不能為家鄉父親和孩子盡責而感到愧疚，也許永遠沒有辦法補償，但我絕不會後悔。」，有的孩子(第3代藏人)在思念家鄉、思念父母的痛苦中煎熬，甚至以吸菸來排解鬱悶，血氣方剛的孩子甚至衝動地想回去看父母，「我不怕，死也要回去見媽媽最後一面。」。

4年前，曾發生囊巴拉(Nambala)事件，75個逃亡藏人在翻越囊巴拉邊界時，遭中共邊防軍開槍，難民中有尼師死亡，亦有人受傷，30多人被捕，其中有14名兒童。少年蔣揚桑丹因此入獄3個月，出來後他又打算進行逃亡，父親知道了堅決反對，他不聽勸阻，再度闖關，結果成功抵達尼泊爾，等他打電話向家中報平安時，才知道父親因急著趕去接他回家時，在半路上涉水被大水沖走，屍骨無存。現在他在流亡政府設立的學校讀書，心中充滿忿恨，甚至封閉了自己，不和人說話，學過諮商輔導的作者，正好可以用流利的漢語和蔣揚溝通，漸漸地，蔣揚開口訴說他的心痛，因為他的逃亡以致失去父親，讓他傷痛憂鬱到極點，他又說出逃亡時驚心動魄的經歷：「開槍時，慈仁(另一個逃亡的同伴)還不肯放手，答答答槍聲響起，兩個小小孩在哭說我不去，不肯再跑，慈仁強拉著兩個小小孩一起逃命，跑啊跑，小小孩跑到吐血。慈仁想吐血再繼續跑，小小孩還沒到印度就會先死了，才放手。我也帶一個小小孩，他們都不肯跑，在高山上跑小小孩就吐血。三個小小孩和我都被抓。」(註)。

本書作者為高雄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在國中教數學，接著，在教育研究所進修，碩士論文是《流亡西藏宗教與文化傳承之研究─以西藏兒童村為例》，本書是以論文的內容加以改寫而成。

目前，遍佈全印度的西藏流亡學校有77所，從幼稚園、小學(5年)、初級中學(3年)、中學(2年)到高中(2年)，共5類，另有西藏職訓中心，從事烘焙、美容美髮、木工、廚師等各種職業的訓練。諾布林卡手工藝中心，則是傳承西藏傳統手工藝技藝，以師徒相承方式學習如唐卡、佛像、秋巴(藏服)、木工之製作。最高級的學校是西藏醫藥曆算學院，專收高中畢業後之學生，修業5年。

由於作者參訪多所流亡學校，與師生共同作息生活，訪問師生並加錄音，書中對流亡學校的教育狀況有巨細彌遺之描述，而師生訪談更是第一手的現場資料，彌足珍貴。

本來作者是以觀察者的身份來到流亡學校，漸漸和師生建立情感，尤其第3代從中國流亡的藏人，都會說流利的漢語，與作者溝通不成問題，到後來並應邀為同學以漢語作演講、上數學課，平日共同生活起居，更展現媽媽慈祥的性格，關懷失去親情的同學。失去家庭的流亡學生，還是欠缺親情的關愛，因此學校提供住宿家庭，每個家庭約32個學生，由1位媽媽照顧學生的生活。媽媽也是流亡藏人，學校供應學生的食宿、衣服、零用錢。

有些學生在印度有來自西藏的親人，除了可以提供經濟支援外，更有親情的慰藉，如果是舉目無親的孩子，在人前強作堅強，暗夜中卻獨自啜泣，於是作者成為代替家鄉的媽媽。為了消減孩子的鄉愁，作者捐贈一些錢給他們作零用錢，還勸他們不要冒險回西藏，她說：「你媽媽不是希望你平安到達印度？你媽媽是不是希望你在嘉瓦仁波切(達賴喇嘛)的恩德下，在學校裡好好讀書，好好做人，別幹壞事？好好活著。」，甚至連未來的終身大事都為他們想到了：「有要找藏族姑娘為良配，要選擇能吃苦、懂操持家計、願共患難的好女孩，一起共度人生的喜怒哀樂。」，本書裡有作者在學校的演講記錄，及作者與孩子間的書信，文情並茂極為感人。作者的愛心贏得師生們的敬重，稱她為「阿瑪給給」，意思就是「媽媽老師」，把她當第2個媽媽！也就是本書的書名。

西藏的流亡教育，主要是要保存並延續傳統的固有文化，不過面臨強勢的西洋流行文化鋪天蓋地而來，保守又古老的文化能否抵擋得住，實在是最令人擔心。在流亡學校初級教育不准擁有手機、筆記型電腦、隨身聽、DVD等3C用品，這樣要求似乎太嚴格一點。像作者的師父洛桑屯越是第1代流亡藏人，雖然下半生都在美國弘法，但還是要作者要求她的孩子不要學電腦，其實電腦絕非毒蛇猛獸，看你怎麼使用罷了，看看搜尋網站裡，囊巴拉事件、Nambala、Tibetan有多少條，就知道電腦與網路的威力有多大！

這些令人心痛的孩子，離鄉背井，孤身異域，而且看不到將來是否有返鄉的機會，不知道今生是否能再見到父母，他們常常被提醒自己是難民Refugee，自稱額頭上深深烙印一個大大的R字，不過他們都誓言做永恆的難民，他們不會氣餒，也不會膽怯，化痛苦和思念為勇氣，有朝一日：

「當鐵鳥飛翔、鐵馬奔馳的時候，藏人會散佈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佛法將弘揚紅皮膚人的土地上。」，這是8世紀蓮花生大師的預言。流亡，不一定是落難，也許，藏傳佛教會因流亡而傳佈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註：囊巴拉隘口海拔約5700公尺，在珠穆朗瑪峰附近，是偷渡客常走的路徑。小小孩是同行偷渡客，與慈仁和蔣揚非親非故，因見其沒有父母同行，沿途好心地照顧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