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聖誕節前夕，美國卡特政府通知台灣，決定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共建交。這是件大事。

1978年還發生了另一件大事……這年的秋天，我考取大學，成為大學生。(唉呀！唉呀！好痛！布衣知道錯了，下次不敢了！求求你們高抬貴手，別再扁了，再扁下去，布衣要變成爛衣了。)

那年頭大學總錄取率不到30％，文組更低，不到18％。大學生還是庶民、普羅大眾欽羨的稀罕人類。(1997年李敖在他的電視節目「笑傲江湖」中說：「現在的大學生和野狗一樣，滿街都是。」ㄟ……，1978年那時候大學生還比野狗略少一點。)

那個年代風行的瓊瑤式電影中，男大學生( 不是秦祥林就是秦漢 )總是帥帥的，穿著襯衫牛仔褲，抱著本精裝課本在校園晃啊晃的，不讀書只把馬子，和美美的女生( 林青霞、林鳳嬌 )花前月下，在湖畔在海邊，你山盟我海誓，談著一場又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電視劇裡的大學生更離譜，周紹棟、胡立武、宋岡陵、謝玲玲穿著大學服，( 土黃色卡其西裝外套，土得要死！ )愛過來恨過去，纏綿悱惻，一會兒要死一會兒要活，大部份時間不死不活。

我心知肚明大學生活不是那樣的，我對大學生活有著另一番的憧憬，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肚子裡有貨的知識份子。(寫出來好噁好酸喔，但我真的是如此期許自己。) 完成註冊手續，成為夢寐以求的大學生，我決定除了所讀科系專業學問之外，培養一項興趣，用心鑽研。

因為自小愛看電影，我毫無猶豫，立刻選擇了電影研究當興趣。學校有戲劇系，戲劇系有影劇組，影劇組的學生不少妖魔鬼怪，我拒絕與他們有任何接觸。( 許多是那種「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的類型；而那時影劇組最有名的奇葩學生趙舜，在公共場所出現時總是旁若無人的大聲高談闊論，唯恐大家不注意他，嚇死人！ )於是決定自修學習電影，到重慶南路的書店買下第一本電影書，「黑澤明的電影世界」中譯本(志文出版社)。我根本沒看過黑澤明的任何電影，但是他的大名早已如雷貫耳，讀這本書只能憑藉著文字敘述想像那電影畫面──此謂之「乾看」(早逝影評人王菲林的講法)。

之後陸陸續續買了許多本電影史、電影理論、電影評論的書籍，大部份都是志文出版的，這些書裡提及的經典電影，十之八九我沒看過，繼續乾看。其間買了兩本劉森堯的電影書，一本是翻譯的「電影藝術面面觀」，一本是他的影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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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讀電影書，當然也要多看電影。

第一次到西門町看電影，是死黨小毛帶的路。他是台北人，對西門町瞭若指掌。我們從陽明山來到西門町已是黃昏時分，夕陽為中華商場染上一層橘紅色。

我們買好了電影票，隨即到巷弄中的金園排骨店吃晚餐。金園的排骨飯，排骨肉打鬆成大大的一片，塗上面衣油炸成金黃色，大白色盤子上白飯旁擺著幾片綠色的醃小黃瓜，那配色已堪稱一絕，而味道也無話可說，真好。

那天看的是《巴黎落霧》(La maison sous les arbres, 英文譯名是The House Under the Tree 1971年)。法國電影的舒緩敘事方式，與我看慣了的美國娛樂片截然不同，但卻具有另一種魅力。電影看完，我們到萬年大樓地下室吃甜不辣，小小一碗吃完，請老闆娘舀一瓢湯加在碗內，拌著吃剩的酸甜醬汁，別是一番滋味。

這以後，我摸清楚了路線，常常一個人殺到西門町看電影。我習慣搭公車在火車站下車，走重慶南路，自大名鼎鼎的明星咖啡廳彎進武昌街一段，直走過天橋，就到了電影街西門町。明星咖啡廳是文壇聖地，可是我一直不敢進去。(咖啡對於20歲的我而言，既陌生又高檔，喝不起。)對於在騎樓擺書攤賣詩集的詩人周夢蝶，也是有眼不識泰山，毫無印象。

1978年底，來來百貨公司在西門町街底開張，是當時全台最大的百貨公司。有次我腸躁症發作，急忙衝入來來的廁所拉肚子解放。解放中，發現這廁所真是窗明几淨，不僅如此，它更暗香浮動，飄著淡淡的萊姆香味，是我生平上過最香最乾淨最漂亮的廁所。

來來百貨公司開幕不久之後，緊鄰於旁的新光獅子林大樓也開張營業。獅子林的空間比較侷促，不若來來寬敞氣派；不過獅子林有好幾間戲院，這是它比來來強的地方。

在中美斷交的危機時刻，專拍軍事愛國片的中影，推出了洒狗血專家劉家昌編導的《黃埔軍魂》，頗為賣座。

我與小毛都看過約翰‧福特的《西點軍魂》(The Long Gray Line 1955年)，都知道《黃埔軍魂》抄襲《西點》，都料得到《黃埔》會很爛，很噁心拔辣柳丁。可是小毛覺得《黃埔軍魂》的幾首主題曲、插曲很好聽，就只為了這原因，拉著我到西門町看爛片。

《黃埔》果然夠爛，照抄大師約翰‧福特的段子依舊不倫不類，猛洒狗血催淚。例如教官車軒為了護學生，肉身壓手榴彈，被炸飛上天，然後是幾塊破布飄下來。(哇靠！這是什麼手榴彈，一顆芭樂大小的手榴彈可以炸得整個人灰飛煙滅，血都不流半滴，太神了！太拔辣了！)例如老連長退伍，學生列隊歡送，小鬼們哭哭啼啼，像個娘們。人家《西點軍魂》可感人了：學生連隊在驪歌聲中行閱兵分列式，一列列向大閱官老班長行禮致敬，行最後的告別。我與小毛非但眼淚催不出來，還邊看邊笑，樂不可支。

我們這行為可稱之為「預知爛片紀事」。散場時坐在我們前一排的四個清湯掛麵頭的高中小女生，用哭紅的眼睛惡狠狠地瞪我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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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獨自一人走在西門町騎樓，冷不防被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拉著左臂，說：「少年仔，要馬一下嗎？」(“馬”者，馬殺雞也。)我嚇得加快腳步，倉皇脫離三七仔，直奔戲院。像我這種落單的大男生，是三七仔的最佳目標。

後來陸續遇上幾次三七仔拉客，都是快步掙脫。有一回較誇張，我去看早場，在騎樓被三七仔攔路，他指著左前方門口的小姐，「漂亮吧？就是她給你馬。少年仔，馬一下！」姿色不差的馬殺雞女郎笑盈盈地看著我，我面紅耳赤，覺得糗翻了，小跑步落荒而逃。

最恐怖的一次是去看《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 1979年)，中午場，在新聲戲院買好了票，走入小巷中去吃那家頗負盛名的魷魚羹。吃完，在這窄巷中被一個又粗又壯的三七仔攔住去路。

「少年仔，馬一下！」

「我…我要去看電影。」

「馬完再去看！」

「不行啦，我的票已經買好了，電影馬上就要開演了。」

「票給偶看！」

我慌忙從襯衫口袋中掏出票，交給他檢查。他看了看開演時間，票還我，一言不發側身讓路。我已經嚇到腿軟，走出窄巷，走在西門町大道上，這才大喘一口氣，啐一口口水，暗罵一聲：「媽的，死三七仔！」

這叫浩劫餘生。

這以後我落單時再也不進西門町的巷子。吃飯民生問題寧可跑遠一點到中山堂餐廳解決，絕不死不 一定不進西門町窄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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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距離南越赤化不久，好萊塢開始拍攝第一波越戰創傷電影。

1979年的奧斯卡，《獵鹿人》大戰《返鄉》(Coming Home 1978年。台灣禁演此片)，最後由《獵鹿人》掄元，奪下最佳影片大獎。

那時我把奧斯卡視為電影的殿堂聖地，國內兩大報影劇新聞、半調子影評又不斷推波助瀾，密集報導討論《獵鹿人》。我當然不能錯過《獵鹿人》。

《獵鹿人》所傳達的意旨，其實就是雷馬克在「西線無戰事」卷頭語說的：一代男兒雖躲過了砲火子彈，卻終於被戰爭毀滅。

原本開朗愛打獵的麥可(勞勃‧狄尼洛飾演)，在越南歷經戰火煎熬，返國後，整個人變得沉默、鬱鬱寡歡，打獵時面對已是囊中物的麋鹿，他無法扣下獵槍扳機；昔日暗戀的美女(梅莉‧史翠普飾演)投懷送抱，他亦婉拒…

看過電影後我與小毛熱烈討論，對電影題旨固然有不同解讀，可是我們都一致非常欣賞梅莉‧史翠普，覺得她好有氣質好漂亮。

隔年，我在聯合報看到《克拉馬對克拉馬》的小小一張劇照，覺得女主角好像是梅莉‧史翠普，小毛也認為是。等到《克拉馬對克拉馬》在台北上映，我們兩人忙不迭地衝到西門町看。看完，越發喜歡梅莉了。

夏天裡，和小毛看完洪金寶的《狗急跳牆》，邊看邊笑，眼淚都笑出來了。電影散場，我們一路走向火車站，大熱天兩人失水過多，小毛帶我到新公園門口喝冰鎮酸梅湯。

數年後，《小爸爸的天空》結局那場戲，失聯多年的青梅竹馬李志奇/希、楊潔玫在新公園門口重逢。她已是人母，而父親正是他。她攜著孩子上車，她的母親遠遠地看著他，他點個頭致意。

鄭怡的女高音輕聲唱著：如果你是如此躍躍欲試，去吧，我的愛……

我是在台南延平戲院看《小爸爸的天空》的。這一幕何其親切！何其懷念！

大一讀完，我已大致了解電影史、電影理論。只是那個猶處於戒嚴年代的台灣，實在很難接觸到經典名片，偶爾在電視台看到約翰‧福特的《搜索者》(The Searchers 1956年)、《怒火之花》(The Grapes of Wrath 1940年)，楚浮(Francois Truffaut)的《日以作夜》(La nuit américaine, 1973年)，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的《北西北》(North By Northwest 1959年)，便興奮莫名，萬分感動。

電影書籍嘛，志文的電影書我已買齊，不太找得到其他中英文電影書。這時我發現學校圖書館閱覽室有赫赫有名的中文「影響」雜誌，英國「視與聽」月刊(Sight & Sound) 、美國「電影季刊」(Film Quarterly)，而舊期的「中外文學」雜誌則有一些談論電影的文章。

除了期刊，還可以借閱過期報紙，閱覽室職員將過期報紙一個月釘成一本，那個戒嚴的年代猶有報禁，並規定報紙每份不得超過3大張，釘成一本厚度尚不至於厚的嚇人。我總借多年以前的聯合報、中國時報，看看副刊中有沒有談論電影的文章。也還真找到不少。

於是當我沒課、不到西門町看電影時，就到圖書館閱覽室找資料，找到有用的資料便影印下來。常常在閱覽室一待便是兩三個鐘頭，愉快的時光。因為不專注於課業，(本科專業課程只要上課認真聽、作筆記，考試時提前2周準備便綽綽有餘。)班上許多同學以為我乃混仙一個。

那天下午，我拿著一疊影印的資料步出閱覽室，在門口遇到班上第一名的阿娟。阿娟杏眼圓睜，不敢置信地說：「你會上圖書館？」

我笑而不答，向她點頭致意，踅回男生宿舍大倫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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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下，春假檔期，柯波拉(Francis F. Coppola)的《現代啟示錄》夾著山風海雨來台上映，它剛拿下坎城影展金棕櫚大獎。劉森堯在人間副刊(或者是聯合副刊？)寫了三千多字的影評推荐此片。

《現代啟示錄》電影與影評成為同學們聊天討論的話題。

大二下的初夏，我在「影響」雜誌上看到一則廣告，書林書屋在賣一本名叫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ilms的原文電影百科全書，因為是海盜版翻印，價錢是我負擔得起的。於是我搭著公車搖搖晃晃來到位於台大大門對面巷弄之中的書林。

並不很大的書林有許多罕見的中英文電影書籍，我彷彿進了寶山。最後，除了那本百科全書，我還挑了1978年Sight & Sound的四期合裝本。付錢時，年輕的女店員(不到三十歲，也可能是老闆娘，)問我是否讀電影相關科系，我搖頭說不是。女店員身旁那個小個子年輕男子說：「在台灣喜歡電影的似乎都不是電影科系的學生。」我羞澀地對他們點頭微笑。

女店員問我：「看過劉森堯的書嗎？」

「看過。」我說。

她指著小個子男子，對我說：「他就是劉森堯。」

我的眼睛一定睜得好大，目瞪口呆的表情引得女店員吃吃地笑。好幾秒鐘之後我訥訥地向劉森堯說：「你的書我都讀過，也都有買。」

然後我們有一段屬於影痴的美好交談。談《現代啟示錄》，談法國新浪潮電影，談楚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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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大二那年，黃建業出了他的第一本影評集「轉動中的電影世界」，洞澈犀利的見解、優美的文字，使我深深著迷。大三，我加入學校的電影研究社，也報名加入位於青島東路7號4樓的電影圖書館成為乙種會員。(甲種會員是專業人士──電影從業人員、擁有演員證、影評人。他們可以看一些限制級、特殊題材的片子，例如講同性戀的《魂斷威尼斯》、尚未開放進口的日本片《二O三高地》。)自此我方見識到許多聞名以久的經典。

有次我們一夥人去西門町看李察‧吉爾主演的《美國舞男》。看完，在那位山東大妞的引領下，到桃源街吃菜肉餛飩。我第一次吃到如此大如此美味的餛飩。此後到西門町看電影，欲解決民生問題，金園排骨、中山堂餐廳之外，我又多了一個去處。

冬天，電影研究社邀請黃建業演講，題目是「如何欣賞電影」。到場聽演講的人數不算多，不到30個人。微胖的黃建業用廣東腔國語娓娓講述「作者論」的評賞原則，講述義大利新寫實電影運動，講述如何欣賞《單車失竊記》，口才之好毫不遜於其文采。

這時候我體會到什麼是誠於中形於外，什麼是滿腹經綸。唯有對電影那樣熾烈的熱愛，唯有看過無數的電影，讀過許多的理論並消化吸收，才能夠在演講中談話中，飛揚出那樣文質彬彬的電影學者神采。

演講完畢，我私底下向黃建業請益，他很誠摯地一一回答我的問題。

於是黃建業成為我的偶像，我的典範，我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寫出像他那般好的影評。以黃建業為典範，當然更得多讀電影書籍。電影圖書館的書庫成為我常去之處，去一次就外借一本原文書，讀了喜歡的便拿去全書影印。最愛的是楚浮寫的《楚浮訪問希區考克》。反覆讀，讀到爛熟。後來在重慶南路的地下書城買到原版書，高興得活像中了愛國獎券第一特獎( 現在要說中了樂透、六合彩)。

在電影圖書館借書，需要在書後扉頁的借書卡簽名。我陸陸續續借閱了二十幾本又大又厚的英文電影書，每張借書卡都簽上我的大名。這和1995年岩井俊二導演、中山美穗、柏原崇主演的電影《情書》很類似。( 格友們別作嘔，我當然沒柏原崇帥。借那麼多書、簽那麼多名字，也不是想把馬子。 )

更相似的是我的勤於借書，引起電影圖書館的注意，負責館刊編輯的 彭小姐看到借書卡上我的名字一再出現，認定我是個熱愛電影、英文程度不錯的人，主動找上我，問我願不願意幫館刊翻譯電影文章。

我當然願意。

電影圖書館館刊是後來「電影欣賞」雜誌的前身。 彭小姐是我的大學學姐，我們原本互不相識。小毛知道後，說他也要到電影圖書館借一大堆原文書。

有幾次在電影圖書館書庫中遇到黃建業，我總老臉皮厚地向他請益，他總是誠懇地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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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大四畢業的前夕，我在電影圖書館借了安德烈‧巴贊的電影理論經典「電影是什麼」英文版，隨即從青島東路走到西門圓環，到真善美戲院看《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1981年)。

此片是我所喜歡的梅莉‧史翠普主演。看完，覺得那真是太不得了的好電影。符傲斯那本厚如磚塊後設小說被哈若‧品特改編得太有味道、太傑出了。梅莉的演出也沒讓我失望。

唯一的缺點是：男女主角穿了那麼多衣服也可以做愛，太假太不寫實了。

我逢人便推荐一定要看此片。

六月底，在新聲戲院看完亞瑟‧潘的《四個朋友》( Four Friends 1981年)，我搭國光號回台南等候入伍當兵，向四載的大學生涯揮別，也暫時向電影街西門町道別。

這以後的電影際遇又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