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漢末以至魏晉以來，政治上的黑暗混亂與學術上經學的支離破碎，使得當時的學者名士，一方面為求保全性命於亂世，而以放達自得之行為為明哲保身的手段（註1）；另一方面知識分子也不願再將思想精力拘泥於經學的訓詁考據上（註2）。他們遂漸逃避現實時務之問題，而轉注於虛玄妙理之談辯，追求一種自我生命自由自適的境地，這是時代思想風潮的轉變，所以魏晉名士玄然超脫的行事思維，可以說是由當時的政治環境和學術風氣所陶鑄而成。《顏氏家訓、勉學》云：「莊老周易總謂三玄。」名士大都精通此三書，喜就本體作玄妙的清談，魏晉玄學中的老子、莊子、及周易之形上思想，就成了他們哲思智慧的源頭。東晉之後，佛學也滲入了玄理的範圍，與老莊相互發明，當時用老莊的詞語來詮解佛家的義理，謂之「格義」，魏晉名士因愛好玄思，自然就容易接受與老莊有類似性質的佛學。

        但在魏晉時，除了作為學術主流的三玄與佛學之外，還有幾個不同於中國傳統哲學問題的非主流思想（註3），它們也具有相當深刻的義理型態，裴頠的《崇有論》就是其中一個。所謂「崇有」的目的就是要矯正當時「貴無」風氣所引生的弊端，而當時「無」的概念是由老莊哲學所啟發的，所以裴頠的論述也不得不針對道家的「無」而發，這裡就會牽涉到幾個問題：裴頠為什麼要提出「崇有」？其「有」又具有何種涵義？他是如何論證來對治老莊的「無」？而這種對治究竟是成功與否？在中國整個的哲學傳統上又有何意義？這些問題正是以下行文所想要一一加以疏解的。雖然《崇有論》在魏晉玄學中並不佔有主要的地位，但它的提出卻有其時代社會的背景需求，在某個層面上也有其合理的理論基礎，所以仍有它一定的價值。 

一、裴頠其人及其《崇有論》之提出：

魏晉時社會的清談之風大盛，名士們雖大都根據老莊之玄理而發議論，但由於偏到之處有別，大體上可以分為名理與玄遠二派，如《三國志、荀彧傳》注曰：「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註4）就已然區分兩種不同的思考型態，而玄遠派後來更因為其生活行為的放蕩不羈，又衍生轉化出曠達一派，思想也日趨虛浮。名理派的人士無論是在思想和行為上都與他們格格不入，其用心常在名教道德之維護，於是在言論上往往就與之相抗衡，而裴頠正是此派的代表人物。

裴頠，字逸民，生於西晉太始三年，永康元年為趙王倫所殺，年僅三十四歲。他精通名理、善於談論（註5），據《世說新語》中對他的記述：

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言語），注引《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賞譽），注引《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可見裴頠乃具備了極高的學識與辯才，在當時亦享有很高的名望。至於他作《崇有論》的背景及目的可從以下幾處記載得知：

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世說新語、文學》注引《晉諸公贊》（註6） 

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躭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已釋其蔽。《晉書、裴秀傳》 

由以上的引文可以得知裴頠作論的本旨乃是反對何晏、阮籍、王衍等人的虛無思想，為其不與世事、任達放浪的人生態度尋找藉口，並導致社會風教禮法的頹敗。所以他針對當時流行「無」的觀點而提出「有」的理論型態，期望能矯回時弊、匡正人心，也就是要解消自然與名教間嚴重之衝突。而《崇有論》提出後，玄遠派的攻難交相而至，但裴頠本即精於論辯，加之其論點又有合理的基礎，因此在清談上並沒有受到折屈。如：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世說新語、文學》，注引《晉諸公贊》曰：「…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 

王衍與樂廣皆為玄遠派清談之巨擘，然終無法以言辭取勝裴頠，可見《崇有論》在當時已成為名士們談論的一個題材，且具有廣大的影響力和堅實的理論基礎，所以「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晉書、裴秀傳》。而至於《崇有論》本身的義理型態到底為何？下節當續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