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4.25

2007年，甚至今后若干年，如果政府不想放寬目前對個體、微型經營的限制，如果政府還是對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稅費太多，如果政府各部門的亂執法、亂罰款和亂收費得不到治理，如果政府不能將工商、質監、城管、交通行政管理、醫藥食品監督、消防、環保、法院、檢察院等由財政供養而放開和暗中鼓勵他們去收費和罰款，如果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實際上融不到資，根本不可能大規模鼓勵創業，根本不可能較理想地擴大就業，根本不可能解決中國嚴峻的就業問題。
　　國家統計局剛剛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2006年我國ＧＤＰ增長10.7％。怎樣看待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博士。
　　                   談宏觀經濟不能不看就業形勢
中國經濟時報1：觀察宏觀經濟運行，一般要看增長速度，看國民收入，看國際收支平衡狀況，以及失業率，您覺得最應該注意的問題是什麼？
周天勇1：我認為，就業和民生是最重要的宏觀經濟中應當關注的指標。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就是當時研究失業問題而為主要對象創立的。不考慮就業的宏觀調控，在現代國家中是不可想象的。
　　目前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格局是：快速度、平物價、高失業。ＧＤＰ增長10.7％，消費物價增長1.4％，勞動力閑置率15.77％。我給你看一張表：（見表）
　　這個表是按照國家統計局數據，將1990年城鎮就業視為正常就業水平，2005年和2006年根據城鎮人口從業率加1990年時2.5％的登記失業率，推算得出真實的城鎮勞動力閑置率。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中，高投資、高出口，但勞動力要素拉動經濟增長不夠。統計顯示，投資對增長的貢獻為４８％左右﹔進出口對增長的貢獻大約為２２％﹔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３０％左右。從這三個數字可以看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依然遠遠超過消費。
　　在我國，投資與消費比例嚴重失調。按國際慣例，處於發展中期階段的經濟轉型國家，投資與消費比例的正常水平是３０︰７０，正常的下限是３５︰６５，但我國是４５︰５５。因為消費決定於收入，而收入決定於就業充分與否，和勞動工資的高低，國內消費偏冷的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普遍有錢而因社會保障不健全不敢消費，而是勞動就業嚴重不足和工資水平增長相對緩慢，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以及將國內消費不了的產品出口於國外拉動的。
中國經濟時報2：國內需求不足，消費偏冷，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低。投資率高，並不意味著可以給老百姓增加收入。
周天勇2：是的。一般來說，資本（指企業）和國家分配率高，規模會越來越大，勞動和人民群眾的分配率相對就低。因為國民生產增加值從收入分配講，一年中是一定的，如果國家分配的多，資本所有者分配的多，勞動者和居民就分配的少，不可能存在既確保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又保証企業的利潤大幅度提高，又要盡快提高人民群眾收入的現象，這是一個經濟學的常識。
　　這一點從數字上可以印証。財政部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2006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1.1萬億元，同比增長19.7％。2006年1-11月工業企業利潤16532億元，同比增長30.7％﹔財政收入增長25％﹔而城鎮勞動者平均報酬增長14％左右﹔農村居民純收入平均增長估計超不過6％。為什麼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在高速增長時期，居民的收入也增長很快，而我們高速增長也近３０年了，居民收入增長滯后，原因在於他們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勞動推動的，失業率低，中小企業多，勞動參與經濟的程度高，勞動的分配能力強，居民的收入增長就較快。我們的增長是由國家和資本推動的，國家和資本分配能力強，勞動的分配能力弱，政府財力充裕，居民收入增長卻緩慢。
中國經濟時報3：未來的宏觀經濟有可能發生通貨膨脹嗎？
周天勇3：由於創業蕭條，勞動力閑置嚴重，國內以勞動者收入為基礎增長的需求嚴重不足，實體經濟方面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可能不大，但是，股市和房地產等經濟發生嚴重泡沫的可能性很大。從國內消費品供給看，存在著過剩的苗頭。2006年前11個月除了居住類價格和糧價上漲較為明顯外，衣著類、交通和通信類以及文化用品類價格漲幅都有所回落，表明產能過剩日益顯現﹔從工業企業產成品層面看，2006年5月以來工業企業產成品資金增速加快，表明企業產成品庫存增長加快，產能過剩矛盾可能加劇。事實上，隨著近幾年新建擴建產能陸續投產，同時落后的生產能力退出緩慢，產能過剩矛盾有加劇趨勢。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股市和房地產等經濟的泡沫會強勁增加。由於居民資產從事創業活動受到政府各部門注冊准入、收費罰款、繁多執法、吃拿卡要、各環節公關等限制，有錢只能去投資股市或者房地產，在房地產受到宏觀調控的情況下，股市的泡沫會大增﹔2007年如果股市下落，房地產的投資壓力又會增大，房地產泡沫會再起。
　　我要強調的是，由於統計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4.2％與實際勞動力閑置情況相去甚遠，作為一種工作的標志來看，各地領導工作的重心並不重視就業這一民生，實際上並不是重中之重。比如在通過鼓勵超收獎勵和罰款分成增加財政收入，與減少收費罰款鼓勵創業和擴大就業方面取舍，絕大部分地方政府肯定會將工作重心放在前者上面，而不是后者。在工作和政策上因財政體制，不可能花大力氣鼓勵創業和擴大就業﹔而經濟上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招商引資，上大企業上項目，推進城市和交通建設，擴大經濟總量，增加財政收入。如何能使地方領導重視就業這樣的關系到老百姓民生的問題，從考核地方領導指標和當地老百姓對領導的評價和問責及罷免方面可能需要由一定的制度來保証。這是宏觀經濟運行擴大就業中必須注意和解決的問題。

中國經濟時報4：您認為，擴大調整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的根本途徑在哪裡﹖並且戰略上怎樣考慮，才能解決中國憂心的就業問題？
周天勇4：消費的最大和最基礎的潛力是增加就業，國內消費擴大，才能改變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長期失調的格局。根據我的計算，2005動者年平均報酬18200元，2006閑置率降低到５％，有３８１４萬勞動力工作，按照年平均１４０００元計算，勞動報酬總收入為５３３９億元﹔如果城鄉鼓勵創業，能多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１億剩余勞動力有５０％務工，年平均收入達到１００００元，勞動者總收入為５０００億，兩項相加１０３３９億﹔由於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消費率較高，假定為８０％，經濟學上的消費乘數一般為２．５％，則國內消費增加２０６７８億元。假定勞動者投入對投資和出口的拉動有替代作用，而２０萬左右的ＧＤＰ總量不變，則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會調整到６５︰３５。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消費不足是由於社會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於花錢導致的。我認為，從主要因素講，這是不對的，是一種誤導。中國的問題是相當人口比例的居民錢少，甚至因失業而沒有錢，而不是有錢不去化。擴大消費最主要的是解決錢少和沒有錢的問題，其次需要解決的才是有錢不敢化的問題。
中國經濟時報5：黨政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都可以吸納就業，但在數量上差別極大。
周天勇5：由於黨政事業單位在精簡，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也在總體上減少用工，特大和大型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高，容納不了多少就業勞動力，解決就業的最主要和最大的渠道，是大量的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其解決我國每年新增和再就業的９０％以上。因此，隻有通過創業和就業，大力發展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才能有大量的就業機會。國際上的規律是：一國９６％以上的企業是微型和中小企業﹔６５％—８０％的勞動力在非登記、登記的微型和中小企業中就業﹔每個企業的平均就業人數范圍在９—１５人左右﹔發達國家每千人口的非登記和登記企業數量為４５—５５個左右。
　　中國的情況是：中國就業越來越難的關鍵是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相對太少，增長緩慢。數字顯示，２００５年城鎮總就業勞動力為２７３３１。過去國家工商局一直公布稱中國企業數量在８００萬左右。２００５年經濟普查表明２００４年法人企業隻有３２５萬家。后來國家工商局又公布中國２００５年有３５０萬法人企業。２００５年中國如果按照３５０萬個法人企業計算，每千人隻有２．７個企業﹔黨政社團事業單位就業的４０００萬左右，黨政社團就業的非編制人員２０００萬左右，企業中就業的人數１８５５３萬人，平均每個法人企業５３人。如果按照國家工商局最近又調整的數據近８００萬個企業計算，則為每千人６個，遠遠低於發達國家４５—５５個的水平，也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千人２０—３０個企業的水平。如果是８００萬個，中國平均每個企業就業規模為２３人。實際上，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是勞動力的最大需求者，隻有鼓勵創業，大力發展它們，才能改變勞動力供給大於需求的局面，變成像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結構轉型期一樣勞動力需求大於供給，這樣失業率才能降低，而且勞動力的工資也會增長較快。
中國經濟時報6：有學者認為，隻有政府的再分配才能使收入分配公平﹔還有學者認為，收入差距拉大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中不可避免的趨勢﹔另外還有人認為，收入差距是發展個體、私營經濟造成的。您的觀點是什麼？
周天勇6：我認為，隻有鼓勵創業擴大就業，才能增加中等收入人群規模，減少因失業而貧困的人群規模，才能從基礎上實現社會的收入分配公平，才能有望扭轉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
　　根據我的研究，社會保障、財政福利拉美各國和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體制上相差不大。但是，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之一是特大、大型企業多，而微型、中小企業少，失業率高的拉美各國﹔失業率最低和收入差距小的是微型和中小企業多的日韓國家和台灣地區。日韓和台灣地區比中國大陸的人口密度都要大，它們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特別是它們的高增長過程中，並沒有發生嚴重失業、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問題，其基尼系數並不呈倒Ｕ型變化，還發生了勞動力不夠用的現象，台灣的基尼系數在結構轉型中間比轉型開始和結束時還要低，即呈正Ｕ型變動，關鍵是它們的微型和中小企業要比拉美和中國大陸多得多。
　　中國收入差距最小和基尼系數最低的地區是每千人個體戶和中小企業多的浙江溫州等地，收入差距最大和基尼系數最高的是每千人個體戶和中小企業最少的貴州。關鍵在於：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多，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對多，因失業而沒有收入的貧困人口相對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數才能得到改觀。否則，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失業而沒有收入的貧困人口多，再想什麼辦法，收入差距大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改變。
　　另外需要說的是，在經濟增長中，隻有充分地利用閑置的勞動要素，相對降低資本和其他資源的使用，污染才能降低下來，第三產業才能發展起來，資源消耗也才能減少，增長方式才能得到調整。也隻有鼓勵農村、集鎮和縣城市創業和擴大就業，才能改變勞動力在全國東西大流動，特別是向特大和大城市流動的困局。

中國經濟時報7：目前中國的創業者主要是哪些人？
周天勇7：在中國城市居民，特別是大學生的創業意願很低，農民的創業願望遠高於城市居民和大學生。中國目前，包括未來，創業的主體可能是農民。美國大學生畢業的創業率為２０％﹔中國大學生的創業率不到１％﹔在有關問卷調查中，城市中農民工如果有５萬元以上的本錢，要創業的６５％，城市居民和大學生有５萬元錢創業的不到５％﹔通過調查數據看：中國９０％以上的創業者是農民，微型和中小企業投資者的９０％以上是農民。
　　這裡需要引起重視的是，就業要通過創業解決。假如４５０萬大學生中有１０％創業，年增加５０萬個微型和中小企業，每個企業平均就業１０人，可以解決５００萬人﹔再假如還有其他創業有５０萬個，再解決５００萬人就業﹔如果每年再有２００萬人從事個體經營，可以解決近４００萬人就業﹔僅僅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就可以解決年需要就業勞動力的５８．３％，再加上非個體和企業就業，以及外資企業，國內特大和大型企業就業，以及社團等社會就業，中國的就業問題並不難解決，關鍵是鼓勵創業。

中國經濟時報8：看來鼓勵創業和擴大就業最關鍵的是大規模減少政府各部門和行政事業單位的收費和罰款，那麼，如何管住政府的審批、執法和收費？
周天勇8：一要立法要民主化，部門法規和條例也要通過人大審查﹔第二，任何行政性，包括准行政性的收費是政府向人民收錢，需要人民同意，因此，任何政府、政府部門和行政性事業單位，包括兩院收費和罰款項目的設置，都需要人大的批准﹔第三，各地人大、審計、紀檢監察等部門，應當嚴格控制、制止、檢查、審計工商、質監、交通、醫藥食品監督、檢察院、法院、城管、交警等收費罰款單位的辦公樓、暗的福利性住宅的建設，因為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收費和罰款加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部門搞豪華辦公樓、豪華車等到引起的﹔第四，人大應該加強對政府預算的審查，對行政、執法和司法，包括行政性事業單位，不能設立機構，而不給預算，或者不給夠預算，給收費罰款政策的體制﹔第五，近期，人大應當組織力量對對工商、質監、城管、交通運輸行政管理、公路收費、食品醫藥監督、法院和檢察院的收費、罰款項目和支出結構，進行清理，進行審查，逐步廢除這些部門的收支兩條線體制，由財政全額供養起來﹔第六，尊重勞動者權利，對一般的個體戶不再進行登記，實行備案制，放寬個體、微型經營的准入，最大限度地創造就業空間。
中國經濟時報9：您說的關鍵建議實現起來難度較大，涉及政府一些部門利益的政策，如果受到阻力，不能出台和實施會怎樣呢？
周天勇9：如果是這樣，我給出一個悲觀的預測：２００７年，甚至今后若干年，如果政府不想放寬目前對個體、微型經營的限制（國外大部分國家個體勞動根本不用注冊登記，並且許多國家１/３的企業是非登記企業），如果政府還是對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稅費太多，如果政府各部門的亂執法、亂罰款和亂收費得不到治理，如果政府不能將工商、質監、城管、交通行政管理、醫藥食品監督、消防、環保、法院、檢察院等由財政供養而放開和暗中鼓勵他們去收費和罰款，如果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實際上融不到資，僅僅靠對下崗職工、復員軍人等個別和短期的優惠，根本不可能大規模鼓勵創業，根本不可能較理想地擴大就業，根本不可能解決中國嚴峻的就業問題，根本不可能調整投資與消費比例，根本不可能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根本不可能不依賴於出口（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如果限制出口，國內生產將過剩，將會發生嚴重的通貨緊縮），也根本不可能將貿易順差降低下來﹔如果增長還是依賴於資本、資源而不是勞動，產業結構中以勞動和知識為主要要素的產業發展不起來，污染和資源消耗根本不可能降低下來，增長方式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調整﹔如果小城鎮、縣城的收費和罰款佔到地方財政的５０％以上，不能減少，農村勞動力不能就地創業、就業和轉移，隻能千裡迢迢，居無定所，大規模向北京、上海、廣州等這樣的城市流動，造成交通緊張、大城市擁擠、流動人口犯罪、老后返鄉而無地無保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