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力量的詮釋 (1999.10 )

這裏的「利率上升」和「國外資金的流入」都是藉著市場供需致價格自由、靈活彈性變動之下的產物。蔣先生在1950年代對台灣經濟起飛所提供的妙計也就是這個道理，至於補充儲蓄不足的第三種方式，亦即「由銀行系統製造貨幣來補充」，則是蔣先生最為人所熟知的「五鬼搬運」一詞之源頭。蔣先生在該文繼續說：「由銀行系統製造貨幣來補充，那就是羅柏森教授依傳統的經濟學說而說的銀行界的一種『盜竊行為』﹙act of burglary﹚。因為銀行的正規職務是『仲介行為』﹙act of mediation﹚，即將他人委託存放在銀行的貨幣轉貸他人。如果銀行將此正當行為棄而不顧，而竟以擅自私造的新貨幣，來代替公眾委託存放在他那裡的貨幣來貸放出去，結果這些新製的貨幣必將與舊有的貨幣相競爭，而奪取其未來可能購得的商品之一部份。 

這即是傳統經濟學所指責的銀行『盜竊行為』或『五鬼搬運法』。但是凱因斯學派的信徒，則絕口否認這種『盜竊行為』。在他們眼中，貨幣只是一種流動性較高的資產，別人持有的貨幣增加，不管是怎樣增加的，對我並無損害；同樣的，我所持有的貨幣增加，不管是怎樣增加的，對別人也無妨礙。所以銀行增發貨幣，乃被視為增加全社會的『流動性』的好事，而不再被視作『盜竊行為』了。因此，在凱因斯學派盛行之後，通貨膨脹之風氣，瀰漫全球。尤其在政治道德較差的開發中國家，其當權者都利用銀行信用膨脹，貸款私人親友，以收『五鬼搬運』之實效。以致財富集中，所得重分配日益不平，老百姓則痛遭通貨膨脹之疾苦，追究其學說之正謬，我們能說這是海耶克及羅柏森這些保守派的錯誤嗎？」 

這一段短短的敘述裏，蔣先生不但把五鬼搬運場景作了清清楚楚地描述，也把他畢生極力防範、阻止的「通貨膨脹」這隻惡靈揪了出來，而這兩樣可怕的東西，其源頭都是「貨幣」。由此也可推知蔣先生為何明顯以研究貨幣理論當作其學術工作重心，因為追究到底竟然都是人類對於貨幣的誤用才發生諸多災難，而目前還餘音嬝繞的亞洲金融風暴正是一個顯例。我們下文才針對貨幣課題作較詳細探討。 

關於凱因斯理論重視消費、鄙棄儲蓄，蔣先生在該篇短文中作了這樣的結語：「凱因斯學派的金融理論，既認為不管銀行吸收與否，儲蓄自會與投資相等，所以從不注重金融機構應當多方努力吸收及鼓勵民間儲蓄的職責；相反的，儲蓄倒被視為自私行為，消費倒受到獎勵。於是，像美國這樣本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現在就因為經年儲蓄低落到百分之二或三，政府預算又頻年巨額赤字，以致外貿連年虧空，負債累累，很快的由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而退居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了。真令人浩嘆。」 

蔣先生在最後所提及的美國情況，正是1992年當時貿易和財政雙赤字困擾美國之際，隨後數年經由府會雙方協力平衡政府預算，並在雷根主政時期所打下的供給面政策效果發揮下，修正了膨脹支出的沈痾，如今美國經濟處於穩健成長狀態，而其聯邦準備局理事主席葛林斯潘隨時監視泡沫、資產膨脹，以及經濟是否過熱，就是防止需求過度，而不再打擊儲蓄。不過，當前美國民間儲蓄率極低，甚至是負值，被有識之士憂心可能產生大風暴，似又符合蔣先生當年的說法。 

肆、台灣經濟自由化坎坷路 

如上文所述，台灣經濟之得以起飛，乃至於隨後博得「奇蹟」美名及列名「亞洲四小龍」，得力於尹仲容主導的「自由化」行動，在蔣先生以儲蓄為關鍵因素的理論模型，以及台灣和其他三隻小龍的發展經驗裏都得到印證，而蔣先生不但以論文詳載之，並擴大比較中南美洲、甚至也將中國大陸作為對比，由而得到更廣泛的證實。關於尹仲容如何接受市場機能、自由經濟的概念，我們在上文已有詳細解說，而1958～62年外貿改革的效果異常輝煌也以史實證明，蔣先生也十分滿意。可惜的是，當時的自由化政策只採行一半，限制進口的「保護政策」仍然瀰漫在政府工業策畫者之中，此情此景，不但在蔣先生1980年之後的「時論」中時常提及，並深以為憾，而邢慕寰院士更是義憤填膺。邢先生說：「蔣先生對這一次外貿改革的豐碩成果雖然十分滿意，但是由後來他撰寫的許多時論，可以看出他對這一次外貿改革未竟之功—賡續自由化—停滯不前以及包括公營事業、金融、賦稅等相關制度與措施未能配合改進非常氣忿。事實上，1963年初尹仲容先生逝世以後，50年代後期逐漸開放的保護和管制政策又掉頭轉向，甚至變本加厲；而外貿改革期間所訂定的統一『均衡』匯率和結匯制度則鎖定不變﹙僅在70年代有少數幾年外匯匯率出現10%限度以內的調整﹚，以致台幣價值﹙相對於美元﹚漸被高估，而成為隱形出口津貼，遂使60年代之初自由貿易政策之前衛一變而為新重商主義的幫凶。其後果是，自70年代之後期起，出口超額逐年升高，外匯存底亦隨之累增；至80年代前期，外匯存底累增竟如滾雪球一般快速，終至引起美國的嚴厲對抗。 

在『自由化、國際化』的強大壓力下，政府初則『虛與委蛇』，繼則『舉棋不定』，終則『袖手旁觀』。至80年代中期，固定匯率與結匯制度的防線終於崩潰。自86年起，匯率大幅下降﹙台幣大幅升值﹚，原來在保護與扶持﹙包括幣值低估﹚之下長成的出口工業遂亦陷入困境。正在這個時際，中央銀行以前連年累積外匯存底所釋放的強力通貨釀成資金氾濫，因而引發股票和房地產投機。利之所在，多數企業人員寧願加入這個大炒作的行列，而不肯協力面對出口競爭的挑戰。政府雖然擁有數額龐大的外匯存底，但對這個不尋常的經濟危局卻無所作為，終於導致產業的畸形發展、工商業財團的暴興與壯大，和社會風氣的劇速敗壞。其貽禍之烈，萬言難喻。 

在這個混亂期間，蔣先生仍繼續指點順應大勢到達經濟自由化之路；我亦不自量力，特別就外匯存底的利用提出一系列建議，寄望政府當局在非常狀況下本『動態均衡』發展之理，利用一部份外匯存底厚植產業競爭能力，俾臻於康強之境。衡以當時朝野對這些言論的冷漠，我們不禁驚訝：自50年代起經由浸淫灌輸而生效的自由經濟理念，在1963年尹仲容先生逝世後不久，即為反自由化逆流所淹沒，而必待80年代外來強大壓力不可抗拒時，經濟自由化的觀念才又被勉強接受！然而這個沒有經過相當時間浸淫灌輸的新觀念，究竟不能揮灑自如。」 

由這一段文字可知邢先生是多麼地憤慨了，而幾乎相同的文字也在他的〈一本書改造了尹仲容〉這篇悼念文中出現，甚至在該文中再進一步說：「我想蔣先生一定同意，如果尹仲容先生能多活十幾年﹙他逝世時不過六十一歲﹚，民國50年初期完成的外貿改革必將導致後續的全面經濟自由化，暫時固定的外匯匯率和暫時保留的結匯制度，終必由彈性匯率和自由外匯市場所取代；而40年代採行的所有反自由化政策，也將逐步改革。台灣經濟必將踏著穩健而堅定的步伐，走向發展國家之路。 

尤其重要的，是當時那一批追隨和仰慕尹先生的優秀官員﹙不一定都是理工出身﹚，必將受其思想與作為改變的影響，而隨之脫胎換骨，成為日後開明練達的台灣經濟發展領航者。果如這樣，我們有理由相信台灣的經濟實力﹙尤其是產業技術基礎﹚，乃至社會風氣和台灣在國際上的實質地位，都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 

然而米德（Meade）的一本書竟然只改造了一個尹仲容，而尹先生逝世後，雖然有再多像米德的書﹙例如民國63年起中央研究院諸院士所提出的三次共同建議﹚，對以後台灣經濟發展的領航者都沒有發生多大作用。他們聽得進去的，倒是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促進持續的經濟成長，必須用保護與扶持等手段達成第二層次﹙中間產品﹚的進口替代。由於現代技術日新月異，第二層次進口替代的必要實際上沒完沒了，因而保護與扶持等手段的必要也是沒完沒了，但這正是民國50年代初期第一階段外貿改革完成以後台灣經濟發展政策所走的路線。 

另外，他們也聽得進一些國際知名的學者﹙例如美國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對日本通產省所扮演的『日本第一』的角色的讚美而自歎不如；當然更聽得進某些名家對過去三十年來台灣經濟發展政策所表現的『務實主義』的肯定，而自覺躊躇滿志。﹙其實，這些名家至今可能還不知道民國70年代台灣經濟所遭遇的困難正是導源於這個『務實主義』。﹚ 

他們最聽不進的，就是比米德信賴價格機能更為極端的弗利曼﹙Miltion Friedman﹚。弗利曼對經濟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他們在表面上雖然沒有表示意見﹙在某些場合甚至還隨聲附和﹚；但是在實際作為上卻緊緊擁抱他們自己的、與經濟自由主義背道而馳的『務實主義』，其所得到的果報，我已在今年（1993年）9月號《遠見雜誌》刊載的拙文裡面加以闡述，在這裡似可不必費辭。」 

相關閱讀：

1.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課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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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一場利率大戰 ---- 馬凱 　

http://blog.udn.com/teddy5422/5393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