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力量的詮釋 (1999.10 )

蔣先生所抱持的市場經濟原理，用亞當．史密斯的名言「無形之手」形容頗貼切，也與古語「大道無形」不謀而合。我們知道，史密斯的無形手引導行為（個）人作行為時，隱含著行為人必須遵守起碼倫理道德，而「誠信」就是最根本的市場倫理，貨幣之所以被稱為「信用」想必也是基於相同道理。我們在蔣先生的文章裏並沒發現他曾提及倫理道德這些事，但他強調貨幣流量、交易媒介功能，或許已認為這些是市場經濟裏的前提條件，就像人必須吃飯、睡覺這麼自然一樣，根本無需再提。

蔣先生認為經濟學是人類的智慧結晶，由其道一以貫之來看，應是指截至亞當．史密斯，因為之後的經濟學愈來愈往「技術」層面發展，而冠以「科學」﹙指與自然科學相類比﹚稱謂，恐怕對人類福祉不但增進不了，反而會形成傷害，特別當凱因斯帶頭的總體經濟學興起之後，人被物化、機械化壓進「數理模型」，可說已完全喪失「人味」，怪不得有人直接地指責現代經濟學裏已經「沒有人」了。寇斯﹙R. H. Coase, 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時常掛在嘴邊的「黑板經濟學」，海耶克指稱的「科學迷」都講的是同一件事。以數理的包裝，加上「嚴謹」、「科學」的要求，讓經濟學成為一門或者是極端艱深、複雜化但「與世隔絕」的專業工作，使經濟學者形成一個既得利益團體，或者提供政策工具作政客幫凶的學問。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弗利曼在1985年一場演講的結語：「……身為一位經濟學者，成為我生命中喜悅與滿足的泉源。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弗利曼所說的經濟學，應該是指史密斯時代的古典經濟學，如今大家琅琅上口的「無形之手」、「分工」這些名詞說起來簡單，但要知曉其內涵卻極端不容易呢！

蔣先生再將「儲蓄」抓回到重要位置，也使「永續發展」的天長地久之真正長期、也是真正的「人生」理念重回人間，這也是反凱因斯的最關鍵點。其中涉及的因素有貨幣應是流量或是存量，以及政府角色等根本課題。強調儲蓄並非貨幣存量理念，而是時間過程中的流量、動態，以及增加價值俾未來人生更幸福的概念，其決策主體是活生生的個人，其中涉及的金融中介也都應是依循市場機制的理念。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實際世界是極端脫離這個境界的，我們已都習慣於政府控制貨幣、也對政府干預金融中介習以為常，再加上視貨幣為存量的觀念作祟，以及所謂的「貨幣緊縮」理念推波助瀾，而「增發貨幣」拯救經濟蕭條也就理所當然了。這種心態也正是解讀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大崩盤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經濟不景氣，最典型、最被人接受的方式。之後的多次世界經濟衰退及金融風暴，也大都被這樣的看待，而「增加貨幣」則是最標準的葯方。 

無論從何種角度切入觀察，問題的「終極癥結」還是在政府這隻有形之手所扮演的角色，而凱因斯理論及其葯方就是要政府做強而有力的干預。由此觀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以及「凱因斯主義」，「本質上」並無不同，都是中央政府當「老大哥」或當上帝，由善意角度看，統治者都具悲天憫人胸懷，想要拯救蒼生，透過政府妥善規畫來達到促進全民福祉的高尚目標。結果是，共產主義試驗七十年被放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三十年來已屆風雨飄搖，而「凱因斯主義」雖在1980年代因「停滯膨脹」﹙stagflation﹚飽受責難，但迄今卻在「自由經濟」招牌下，以「必要時干預」這個弔詭無瑕疵名詞做擋箭牌而愈見活躍。不但「貨幣國家主義」的地位益形鞏固，政府更在許多方面深入觸角、擴大干預範圍，弗利曼說得好：「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該書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而就某些層次言，可說更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的，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1960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份，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生活。………

…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其實不然，似乎我們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型態，而共產主義國家卻正努力走向七十五年前我們所處的國家之型態。………

…以美國為例，我確信反轉目前的方向且改行縮小政府規模和減少侵犯個人事務是極為迫切的作法。我們的行為有必要配合我們所說的話。

…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型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

弗利曼的「我們的行為有必要配合我們所說的話」特別值得台灣執政當局注意及深思，畢竟「自由化、國際化」、「鬆綁」不能淪為口水，有必要儘速落實，不過，也正如弗利曼口中的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所顯示的：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型態。台灣尚未成為已開發國家，就已急忙向這些國家看齊、甚至想趕至前頭呢！可能因為凱因斯的干預理念深印在有關的有力決策者心頭吧！有人也許非常不同意我將凱因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歸為一類，因為「干預程度」天壤之別也，不過，此時腦海中浮現出的朱敬一院士1991年一篇文章應可作最佳註腳，該篇時論的標題是〈百分之一的法西斯就是百分之百的法西斯—艾羅教授「不可能定理」的應用〉。用在政府干預上，就是「百分之一的干預就是百分之百的干預」，這不也就是我們極熟悉的「五十步笑百步」流行話語嗎？

在此情況下，我們不免更加懷念、也愈加敬佩蔣先生的洞見及勇氣，在身為研究生時就看穿凱因斯理論的可怕，而1950年之後更傾全力拆穿凱因斯政策的禍害。其在國際上受到托丙﹙J. Tobin,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等權威學者的圍堵，在台灣受到諸多輿論的圍剿。儘管四面楚歌，蔣先生還是勇往直前，本著「儘管有人對我作種種污衊與曲解，我自信我所主張與我所反對都是有一貫的理論與經驗之根據的。

孟子曾經說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們以同樣不得已的心情來寫這篇文章，以就正於不受既得利益所左右的愛國君子；尤其是要獻給正在研習經濟學的青年學子們，以免他們在報端只能看到一面之辭，而被人徹底洗腦。」

蔣先生不只對那篇文章的寫作是這種心情，可說所有的文章都是如此。對照蔣先生對抗不當政策和輿論的言論與精神，我們真能沒有無感於今不如昔之嘆嗎？難道我們只能在蔣先生「形體雖遠，但精神常在」的感懷中唏噓歎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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