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力量的詮釋 (1999.10 )

邢先生的感慨和氣憤是如此，蔣先生除了以文章作相同表明外，也積鬱在心，私下對其秘書亦曾表示對決策當局「恨不得踢他們幾腳」。在循內線無效，卻又不忍情況惡化致台灣經濟陷入更深歧路下，蔣先生一方面仍借擔任決策當局顧問的機會，或以自己名義﹙譬如以1981年正式成立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之名﹚，或結合其他中研院財經院士共同獻言﹙但如邢先生所言無效果﹚。另一方面則勤於在平面媒體發表通俗性文章﹙即通稱的時論﹚，這一種方式一來可導引輿論、建立民眾正確的觀念，二來或可借輿論來壓逼決策，這方面的努力果真造成轟動，並產生深遠影響。儘管無法讓真正的自由經濟理念化為政策，但在抑制凱因斯干預政策上卻不容否認地發揮投鼠忌器效果，至少「尊重市場」時常出自決策者之口，而1984年「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成為政策口號，及至1995年「亞太營運中心跨世紀方案」提出，宣示「第二次自由化運動」也都可歸在影響之列。當然，如今我們都知道就是那場將留名青史的所謂「蔣（碩傑）王（作榮）論戰」，是「李斯特（政府干預）大戰史密斯（自由市場）」，或是「學院派與社論派之爭」所造成的轟動。有必要再一次回顧。

事件得追溯至1981年3月5日和6日，蔣碩傑先生在《中央日報》發表〈穩定中求成長的經濟政策〉一文，闡述控制貨幣供給增加率和維持利率自由化，使物價穩定和經濟成長相輔相成的理念。由於該文猛烈批評凱因斯學派的政策，引發王作榮教授的反擊，接著蔣碩傑再就〈貨幣理論與金融政策〉（1981年6月20日刊於《中國時報》）詳細為文回應，該文最後結語並勸王作榮教授謹慎下筆（上文已引述過）。一時之間輿論大譁，不但報社舉辦辯論，學者們也紛紛為文敲邊鼓，更有人以「李斯特大戰史密斯」來形容兩位主角的立場。儘管辯到後來似乎並無絕對的「答案」出現，但迄今的經濟自由化思想之能為學界和許多國人接受，不能不歸功於那場激烈論戰的影響。如今回想，當時雖然有零星支持蔣碩傑立場的炮火出現，但蔣先生本人卻覺得「苦寂」，而1995年底去世的自由經濟學前輩夏道平先生當時曾去函表示欽佩之意，而蔣先生將之視為「如聞空谷足音，實引以為莫大鼓勵」，而且更盼望夏先生也能「常為文駁斥濫竽充數之經濟學家在報章發表之言偽而辯之文章」。蔣先生認為，「這些經濟學家之所以猖獗，實因行家過於沉默不予痛擊故也。」 

1982年，亦即蔣王論戰後的次年，蔣碩傑在當年的7月18~20日，於《中央日報》發表〈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長文，再以另一種方式，將凱因斯的「大幅提高貨幣供給額年增率，以及大量供應資金給工商業」，並應當盡量以「低利貸款方案」，用「五鬼搬運法」這個名詞生動的加以比喻。這一次不僅引起學界的熱烈批評，也惹火了許多工商業者。蔣碩傑此時更覺孤單了，也曾盼望夏道平先生「能響應以解各報圍剿之苦」，夏先生也果然在1982年9月5日於《中央日報》以〈討論經濟問題應有的共識〉為題，就「蔣王論戰」作一客觀評論，認為要有意義討論問題，除了參與者須具備最基本條件外，還要對所討論的問題有某一層面的共識，而最基本的條件有「共同價值判斷」和「純潔的邏輯思考」兩種。至於討論經濟問題，則應在市場法則、貨幣紀律、長期與短期觀點，以及理論與事實等四點應有共識。此文算是對蔣碩傑的呼籲之重要回應，可是似乎沒起多少作用。雖然明知吃力不討好，但是蔣碩傑堅持其一貫的理念，本著知識份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勇敢而率直的說理，盡力導正社會流行的錯誤觀念。以蔣先生這種具國際聲望者提供的建言都難以撼動決策者，並飽受報紙社論圍剿，可以想像其他人士更是無能為力，此也證明改變「既得觀念」之難也。

伍、問世間「錢」為何物？

蔣先生這些語重心長的時論，都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立論，明白指出政府不當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五鬼搬運」、「金蟬脫殼」、「泡沫經濟」等惡果。關於通貨膨脹，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前在中國大陸的淒慘情景一直深印蔣先生腦裏，幾乎是他所關注諸種問題的核心，以收在1975年9月《台灣貨幣與金融論文集》第21章的〈外匯資產猛增引起金融危機之對策〉一文最完整、出名，而1980年代蔣先生在數篇時論中也就出超、外匯存底累積提出警告，不過，事後證明似乎收效甚微，因為直到目前，輿論及國人好似普遍認為出超和外匯累積是件好事，由出超 以「順」差來形容，而亞洲金融風暴之於台灣相對衝擊小被認為擁有充足的外匯存底，以及媒體興高采烈報導台灣外匯存底名列世界前茅，可見其一斑。不過，上引邢先生對1986~1990年台灣那場金融泡沫遊戲慘狀的描述，已可得知惡果不只對經濟景氣及短暫生產、投資的衝擊而已，其對人心之腐蝕， 以及投機、貪婪、追求功利心理的惡化更是令人痛心。我們難免納悶：外匯的累積就是儲蓄的表現，而上文一再強調儲蓄是未來成長，甚至是永續發展的關鍵因素，那麼外匯累積為何就不好了呢？問題就出在儲蓄究竟是「市場力量自然形成」抑「政策強制而來」，前者是好的，因其係行為個人自由意志之判斷，後者既然受到強迫，當然無法達到行為人最佳規劃，資源的誤用也就逃不掉了。

蔣先生所強調的重點在於外匯累積「過速」等於國內貨幣供應量猛增，進而通貨膨脹會來到。不過，代表通貨膨脹指標的消費者物價卻不一定會猛漲，倒是這些游資會跑到房地產、股市作資產炒作。無論如何，這種「管制政策」所形成的「強迫儲蓄」卻釀成巨災，此情此景迄今仍然若隱若現呢！而這種強迫儲蓄在國內正以勞保、健保、年金、安定基金等等名目逐漸浮出水面，對於台灣經濟、台灣住民福祉的衝擊值得國人關切。 

外匯存底被強迫累積曾引發到底應維持多少數量的爭辯，而存底多相對地貨幣供給增加致通貨膨脹的來到，卻只是方式之一，蔣先生在1982年8月31日於《中國時報》發表的〈「五鬼搬運法」觀念之澄清〉一文，除了清楚地將「五鬼搬運」和「金蟬脫殼」再仔細解說外，也明確地指出貨幣供給額變動的三大因素，一是財政赤字，二是金融赤字，三是國外資產淨額增加。在蔣先生寫作時論的期間，政府財政保持盈餘，國外資產淨額增加也不明顯，就是出自銀行的金融赤字有大問題，因而蔣先生乃有「五鬼搬運法就是金融赤字」之文句。不過，不論如何，最後都反應在貨幣供給的增加上，而後物價上漲必然被帶動，進而又產生「金蟬脫殼」事實。所以，貨幣供給才是主角，由於其「過量」增加乃肇禍，這裏，至少有兩大問題：一是貨幣供給「不當」增加的三大因素，其「推手」是誰？二是貨幣到底是什麼？

就第一個問題言，可說都是政治力量作祟，上文已提過台灣1980年代中期之後外匯存底猛增係政府不當管制政策所致；而財政赤字即政府入不敷出，舉債度日，近幾年此情此景頗困擾台灣，這當然也是政府一手導演的；至於金融赤字，表面上似乎是金融機構沒盡其金融中介責任，然而往往是政治力量指使業者、壓迫業者，或者政府沒盡到監督責任，甚至於縱容業者所致。不必舉以往金融機構被政府壟斷而由政府和民代及特權主導之人盡皆知那段時期，就是新銀行開放設立，所謂金融自由化開步走的當前，我們不是時常見識到政府以軟硬兼施手法要銀行低利貸款給有關業者嗎？而「紓困」、「打消呆帳」正是明目張膽的做法。總而言之，無論哪一種「不當」增長貨幣供給的做法，都是政治黑手在指導，都是妄想以「可見之手」取代「無形之手」來調控市場，不讓市場機能自由發揮。

為何政治力量那麼喜歡、那麼自然地扭弄貨幣供給？此與對貨幣的了解有關。今天的人類，似乎都自認知道貨幣，也大都認為貨幣就是錢、就是鈔票。可是當問起「信用卡是貨幣嗎？」類似問題時可就感到茫然了，因而「貨幣是什麼？」乍聽之下是經濟學幼稚園的問題，但進一層深思可就會意識到其不單純、不容易，甚至很可能永遠找不到令人滿意的「標準答案」，雖然汗牛充棟的經濟學教科書裏有定義，卻不標準呢！底下由一則故事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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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一場利率大戰 ---- 馬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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