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力量的詮釋 (1999.10 )

壹、楔子 

1993年10月23日離開塵世的蔣碩傑院士，迄今（1999年9月）已近六個年頭，六年雖已使一個新生命達到入學年齡，但在凡人一生歲月中，卻並不長。不過，在瞬息萬變的當前，在這六年中，年輕一代多已不識蔣先生這個人，但「五鬼搬運」這個詞卻是現時媒體、輿論流行用語，而「自由經濟、尊重市場」也是各界人士無時或忘、常掛在嘴上的名詞。在台灣，這些名詞和主張，就是蔣碩傑提出、播種並奠定的。蔣先生「形體雖已遠去，但精神和主張卻長在」，可說應是很適當的比喻。 

在這短暫六年中，無疑地，亞洲金融風暴是最重要事件，其衝擊甚至被認為與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相當。儘管該事件在肆虐世人兩年多之後已逐漸平息，然其源起雖被多方探索，而「投資過度、生產過剩」、「債務過多」、「金融亂象」等等都被提出，但「本質」或「最終根源」為何卻被嚴重忽視。我們甚至感受到「反自由化」聲音的提高分貝，而歌頌政府管制的言論也所在都有，尤其中共壓制人民幣幣值及嚴格外匯管制在此次風暴中似乎受到肯定。特別是，在風暴威力正發揮時，呼喚凱因斯，希望凱因斯還魂、再生且一度甚囂塵上，這樣子的情勢是否正是本末倒置？雖然可能永遠得不到共認的答案，但我們卻可經由一生反對、批判凱因斯的蔣碩傑，由其所抱持、終其一生始終如一的理念之回顧以及對應事實當中獲得啟示，並可尋獲明確答案呢！ 

貳、入世的學者、濟世的學問 

「經濟學是什麼？」雖被認為是不得體的笨問法，但其實已是非常世俗且常用的問法，一般人也都知道問的到底是什麼。在俗世裏，經濟學被認為相對地艱難，尤其充滿抽象、難懂的數理表現方式，於是「與世隔絕」、「象牙塔之學」也時有所聞。就是在經濟專業領域裏，學者應將心力用在學術研究上，或應該走出學術殿堂來關心實務，將理論用於實際生活，也一直爭論不休。在蔣碩傑的眼裏，毋寧較認同後者，這在他1976年所撰〈劉大中、戢亞昭伉儷逝世週年之追憶〉一文中已清楚表明，而在他1983年為中央日報紀念發行兩萬號而出版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一書所寫的序言又更充分顯示，而由〈經濟學為人類智慧結晶〉題目即可見端倪。蔣先生強調「經濟學實在是關繫國計民生極其重要的一門科學」，他舉出兩個實施錯誤經濟政策致生民塗炭的實例：一為共黨中國實施馬列史毛經濟政策，致三十餘年的經濟一無成就，人民一窮二白。二為拉丁美洲自由世界諸國，儘管地廣人稀、物產豐富，因採取錯誤經濟政策，致人民窮困、成長停滯，唯有物價騰漲不已。 

共產體制的計畫或統制經濟之錯誤實不必多言，舉蘇聯七十年的經驗已可供作明顯例子，而在1980年代共產世界骨牌式倒台並不約而同走上自由經濟之路，其實已足可說明一切。倒是表面上實施私產的自由世界，到底實施什麼錯誤的政策致民窮國困呢？蔣先生在1983年4月於墨西哥首都參加「世界經濟成長問題研討會」，所發表的〈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論文中已明白地指出「當時流行的凱因斯學派開發成長學說所導引的政策」，就是錯誤的政策，至於此政策為何錯誤，蔣先生如何破解它並說服1950年代後期台灣決策者放棄而採行自由化政策，留待下文詳談。就是有感於由經濟學理導引而出的經濟政策之影響重大，蔣先生乃對我國青年之優秀者願意學習經濟學的人並不踴躍，以及當時社會風氣瀰漫著「天份差的才去學經濟」感到啼笑皆非，也認為此乃我國好的經濟學家遠比其他科學家要少得多之因。或許就因為如此，去修習經濟學的學子也比較不會慎思明辨，在凱因斯理論當道、教科書及教師大皆凱因斯學派學者的大環境下，腦子裡也就根深柢固地裝滿了凱因斯理論。由凱因斯理論風靡全球的事實觀之，或許各國都有同樣狀況吧！亦即天份較差者才去唸經濟學。 

蔣先生還為此現象曾特地向國內大學執教的朋友請教原因，得到最重要的原因是：學經濟學的人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就業的機會都比較少，所以乖巧一點的學生都改學工商管理、會計、或電算機程式等就業較易之科目。蔣先生覺得這是「很可傷心」的事，因為一國青年只圖一己噉飯溫飽之便利，而放棄關繫國計民生之大學問的探討，豈不可歎！有意思的是，蔣先生雖認為此風可歎，但卻覺得未必真可惜，因為為謀生而放棄研究學問興趣的青年，未必是真有天才、能成大器的人物。不過，他為那些真有才能，且很有抱負，但自幼即受傳統「聰明的青年應該去學理工」的「薰陶」，因而根本瞧不起經濟學，以為經濟學不足供他們施展其才能，終而拋棄經濟學之青年深感惋惜，也為每年在大學聯考中成績優秀者從來不選讀經濟學的情況甚感不幸。總之，蔣先生認為經濟學是一門非常入世的學問，由其形成的政策影響國計民生，若不幸實施錯誤政策，恐非「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就能形容的了，因而他期盼一流人才進此領域研讀。個人在此忍不住再引申：真正的一流人才應不只會好好研讀一門學問，更重要的應還能發現並摒除錯誤，尤其需具道德勇氣與良心，否則恐怕會濫用其聰明才智，甚至於故意利用錯誤理論所得到的政策來滿足私利，但卻種下戕害長期的整體生活環境惡果呢！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聯想，乃有感於蔣先生在1981年「蔣王（作榮）論戰」之際，在當年6月20日於《中國時報》發表的那篇〈貨幣理論與金融改革〉文章中，以「最後的幾句忠言」為標題之結語。這段話的全文是這樣的：「王教授頗以文筆之雄肆馳名於當代台灣。聽說已故的梁寒操先生曾經在報上讀了王教授的大作，大為激賞。立刻自動揮毫寫了一幅對聯奉送王教授，其中有『辣手著文章』之類的讚語。我對於王教授的文章也同樣的欽佩，但是我不能不提出一句忠告：就是經濟學的文章，和其他科學性的文章一樣，不是光憑一雙手，不管它是『辣手』也好『妙手』也好，可以一揮而就的。它也需要用用腦筋將理論與事實搞清楚之後才可以動筆的。在一個銷售上百萬份的報紙上發表一篇政策性的文章，是要對全國國民與歷史有所交代的。 

大約兩千年前漢朝有一儒生賈讓，他的文筆之佳妙至少不亞於王教授。他曾寫了一篇〈治河議〉，就文筆而論確是一篇值得傳誦至今的好文章。我自己在中學唸書時也曾誦讀過。可惜他對於水利學及黃河的水文資料都沒有研究清楚。因此他所建議的所謂上策，即『不與河爭尺寸之地』，將現有的河堤決開，讓黃河舒舒暢暢、從從容容的流入海去的策略，是不可行而有害的。他的文章愈寫得動聽，流傳得愈廣愈久，危害也愈大。我希望我們為報紙寫文章的人都能各自警惕，不要作當代的賈讓纔好。」 

這段話不可謂不重，但也傳神地凸顯出蔣先生率直的一面，正如知他甚深的邢慕寰院士所言：「凡是了解蔣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使命感很高，責任心很重。因此他談起問題來，總是一板一眼，對任何人都不假以詞色。在他看來，朋友歸朋友，道理歸道理，分得清清楚楚。我親自看見他在賦稅改革會議上對好友劉大中先生嚴詞批評賦革的一些缺失，也親自看見他當著前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的面批評政府採行『指令式』的經濟政策。」 

因此，蔣先生會講這樣的重話，一定是意識到事態之嚴重，不得不如此，當然，這些話不是只適用於某一個人，連蔣先生本人都同樣適用，尤其影響力大的公眾人物更應以之深自警惕，相信蔣先生也有這樣的體認。那麼，蔣先生敢如此明說，乃對自己的主張有十足的把握和信心，相對地，也深深憂慮錯誤政策一旦被決策者採用，所將引發的災難之大、對人民福祉之傷害將很深，可說語重心長。那麼，蔣先生為何對自己的主張如此有信心，而對王作榮先生的觀點擔心到這麼深的程度呢？他一定有過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吧?！果不其然，事情得回到19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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