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2011-06-23

艱難而漫長的轉型

俄羅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間打碎舊的中央計畫體制，卻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建立新的法治體系，轉型之難，不在於打破舊體系，而在於建立新制度。市場的有效運行離不開制度的支援。市場經濟以自願的交易為基礎，交易即產權的交換，交易順利完成的前提是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若無產權保護，市場就有可能變成戰場，搶劫和欺騙將取代互利的計算，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資源，社會必須保護產權和保證契約的執行，這就需要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法律的作用是懲罰侵權者和違約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並不天天使用，也沒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過威懾也就是預期違約成本阻止違約的企圖，法律系統自身的公信力（Creditability）因此就格外重要。紙面上的法律條文是否嚴謹，立法和執法者的態度是否虔誠、承諾是否莊重，對法治的公信力沒有實質性影響，決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統與政府的關係，以及公眾的權利和法治意識。為了保證公正性，法律系統必須獨立，既獨立於政府，亦獨立於公眾，政府不得干預司法程式，民情輿論亦不得影響法庭判決。公眾的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是法治的基礎，公眾要懂得依法捍衛自己的權利，抵制政府及其它社會集團對自己權利的侵犯。公眾的法治意識越強，從人治到法治的社會轉型就越快。

從市場經濟和法治的關係看問題，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俄羅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結果是產出的下降和腐敗的盛行，原因不在於私有化，而在法治體系和法治觀念的缺失。俄羅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間打碎舊的中央計畫體制，卻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建立新的法治體系，因為新體制需要政府角色的轉變以及民眾觀念的轉變，而這些轉變都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資產雖然私有化了，通過契約實現的自願交易卻不能立即展開，靠什麼保護私有產權？靠什麼保證合同的執行？新舊制度交接之際，社會出現權威真空，資產的未來看上去充滿了不確定性，理性的個人和企業管理者選擇出售剛分得的資產，回收現金，而不是經營這些資產。企業的設備被拆下來按件甚至按重量出售，生產能力遭到破壞，產出下降。

就配置資源而言，沒有法治的市場可以比中央計畫的效率還低，強勢政府干預於是獲得了民間的同情，但也由此將經濟轉型引上了歧途。俄羅斯的教訓告訴我們，私有化僅僅是經濟轉型的起點而非終點，私有制僅僅是市場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普京所代表的“新權威主義”可以填補舊體制留下的真空，但歷史多次證明，與新權威對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危害相比，它所實現的暫時秩序和繁榮很可能是得不償失的。

以德意志為例，1848年的革命動搖了保守的普魯士專制王權，1862年俾斯麥出任宰相，以鐵血手段，重建國王政府的權威，並通過戰爭建立了德意志帝國。在俾斯麥的領導下，統一的德國很快崛起成為新的世界強權，同時也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1918年德國戰敗，孱弱的威瑪共和國內外交困，局勢的動盪和經濟的蕭條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將希望寄託在強人身上。強人確實出現了，希特勒趁勢攫取了政權，在短時間裡扭轉了局面，德國經濟復蘇，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隨即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之後，德意志民族如夢方醒，痛定思痛，徹底拋棄了權威主義的“德意志道路”，轉向以個人自由和權利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制度，以及適應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市場經濟，至此方完成了長達一百多年的現代化轉型。

與俄羅斯等轉型經濟不同，中國以保持現有社會和政治結構基本不變為前提，在經濟層面上推進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的改革，市場發揮了配置資源的作用，私有制對創新和勤勉工作產生了強大的激勵。漸進式的改革保證了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穩定的環境帶來穩定的預期，資產所有者選擇持續經營而不是出售套現，中國經濟得以高速增長，避免了俄羅斯式的“改革衰退”，即預期劇烈波動引起的產出收縮，中、俄之間的根本區別也正在這裡。

政府作為現有規則的執行者和現有秩序的維護者，發揮著更多的職能，但由於缺少制約，政府不斷地延伸和擴大其職能，越來越多地參與和干預經濟活動，逐漸轉變成為有著自身利益訴求的規則執行者和秩序維護者，也就是通常所講的親自下場踢球的裁判。裁判通過管制和審批“造租”（Rent－making），然後在市場上尋租（Rent－seeking）套現。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繼續改革的動力，半管制半市場的現狀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擴大市場化改革會削弱造租潛力，但他也不想退回計劃經濟，因為那可能意味著失去套現的場所——將權力轉化為金錢的市場。

另一方面，民眾對改革的失望也日漸增加。與經濟繁榮並存的是機會的嚴重不均，貪污腐敗盛行，收入兩極分化。當基尼系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0時，民眾開始質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懷念共同貧窮的計劃經濟年代，寄希望於一個強勢的政府，以壓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濟貧”，實現較為平均的收入分配。一些人當然也看到了，正是由於裁判員下場踢球，“尋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員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惡化，對策應該是政府退出經濟而不是更多的干預。但對策為什麼沒有被採納呢？常識告訴人們，政府退出經濟將是一個艱難和長期的過程，而強化政府的干預往往可收立竿見影之效。這樣的社會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對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眾生活勇氣的源泉，對於現代社會的個人權利以及保護個人權利的法治，他們如此陌生，以至於習慣性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政府。中國也遭遇了轉型的內在不協調性，經濟已經市場化或半市場化了，支援市場運行的制度以及作為這些制度基礎的社會觀念仍然停留在舊時代。

轉型經濟陷入一個令人尷尬、但看上去又相當穩定的納什均衡。無論多麼穩定，這均衡註定要被打破。社會已形成多元的經濟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臺和博弈規則的情況下，人們只能靠現存集權體制調解多元利益的衝突，若調解失敗則繼之以強力壓制，長期積累的矛盾最終可能以極端的方式爆發。對於這類轉型過程中的突變，我們要再次引用德國歷史作為案例。

帝國政府以“國家整體利益的維護者”自居，一方面為資方平息勞工風潮，實行國內市場的關稅保護，鼓勵和支援大企業組織卡特爾、辛蒂加，提高壟斷程度和壟斷利潤；另一方面，政府為工人建立包括醫療、工傷、福利在內的全面社會保障體系，緩和社會矛盾。兩面討好的政策需要物質基礎，政府必須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勞資雙方都感到滿意。當國內市場無法支撐經濟增長時，對外擴張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義自然成為侵略者的堂皇旗幟。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德國的民族主義狂潮一浪高過一浪，在六七十年間一直是歐洲乃至世界戰爭的策源地。

除了外部衝突，內部社會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發從現有均衡的偏離。作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維護者，官僚－精英階層不僅掌握了物質與金融資源，而且擁有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力，他們必然要利用所有這些優勢，在市場經濟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這不可避免地要傷害消費者和企業的權利，破壞社會公平，從而喪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費者和企業這時會要求在規則制定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限制政府的權力，加強對政府的監督。為了維持現有均衡，緩和消費者和企業的不滿，政府同樣有著強烈的發展經濟的衝動，只有不斷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後，仍有剩餘分配給消費者和企業，實現“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托改進。

在政府主導的轉型中，對高增長的偏好是這個體系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但政府推動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現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備可持續性。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告訴我們，僅靠資源投入的增加無法維持經濟增長，資源再多終歸有限，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越大，資源消耗得越快，經濟停滯或衰退的到來也就越快。可持續增長的關鍵是創新，創新帶來效率的提高，在資源使用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也可實現經濟的增長。如熊彼得所定義的，創新是新技術的大規模商業應用，創新者在市場上敏銳地捕捉新的商業機會，以出色的想像力預見性地開發出新產品，引導消費潮流和技術潮流，等待客戶與市場的承認。創新的過程充滿了風險，為了激勵創新，要給創新者足夠的回報，為此社會必須保護創新
者的智慧財產權，以及從智慧財產權獲得的巨大商業利益。社會也要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允許甚至鼓勵創新者個性的張揚，允許甚至鼓勵各種各樣的奇想。由這些條件所決定，創新的主體只能是企業家而不是政府，創新的主戰場只能是市場而不是政府的辦公室，創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規劃。同樣從這些條件可知，傳統社會僅有發明而無創新，若想實現創新驅動的可持續經濟增長，社會轉型乃必要條件。

在東方，權力至上的傳統思維阻礙著公民社會的形成；在西方，民眾具有“動物精神”的信念構成對公民社會的最大威脅。無論何種理由，一旦社會分為理性的精英和愚昧的群氓兩類人，精英們因血統等特質的先驗高貴而獲得了特殊地位，因此而主導群氓充斥的市場，市場經濟就會變成具有德意志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具有印尼特色的蘇哈托權貴資本主義，無約束的強權代替了謙卑的“無形之手”，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強盛與繁榮之後
，幾乎沒有例外地陷入動盪和戰亂。付出了沉重代價的群氓們不得不懷疑，將自己的命運交給精英們是否明智和值得。

人，我說的是你、我這樣的個人，你、我這樣的凡夫俗子，乃世間的萬物之靈。抬起你的頭來，重拾你的信心，不要為你的“動物精神”而喪失勇氣和尊嚴，因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樣，都未徹底脫離動物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這個世界更美好，“全靠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