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力量的詮釋 (1999.10 )

這一次自由化運動的成果，蔣先生不但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一文中詳細分析，其後在1984年的〈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論文中，蔣先生又將香港、新加坡、南韓一起納入分析，發現台灣的情況亦適用於這三個地區。蔣先生下結論說：「總而言之，過去二十或三十年來，台灣、韓國、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快速經濟發展，並非使用奇詭的經濟策略所達成的。他們只是採用了新古典經濟學原理所指示的合理政策而成就的，在如何完成經濟起飛方面，這四個國家的發展經驗實在有足供其他的開發中國家借鏡之處。」蔣先生所以說採用新古典經濟學原理，乃因文中利用新古典成長理論的數學模式得到經濟起飛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平均儲蓄傾向必須大於資本產出比例和人口成長率的乘積」。雖然使用複雜的數學分析和圖形解析，但重點在於「儲蓄」這個關鍵因素，也就是供給面、長期的課題，這也是古典經濟學家所重視的，與凱因斯學派重視「消費」完全不同。由此可知蔣先生採取古典經濟理論，重視長期成長，迥異於強調「有效需求」短期速效的凱因斯理論。而蔣先生極力反對低利率政策，也是站在重視儲蓄的觀點之立論。此外，自由化原本就是促使政府放棄干預、管制政策，重視市場機能、自由競爭，當然又跟賦與政府干預權力的凱因斯主張大異其趣。總而言之，蔣先生從1950年代開始深入實際事務，就抱持「反對」凱因斯理論及其導出的政府政策。簡言之，蔣先生是道地的自由經濟學者，相信市場、尊重市場機能，對於經濟自由化的推動不遺餘力，更可說是畢生志業。

蔣先生反對凱因斯理論其來有自，當1940年蔣先生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大二暑假時，為了逃避轟炸到威爾斯，將凱因斯的《一般理論》看完，起初對書中的新穎看法極感興趣，也仰慕凱因斯，再加上在劍橋聽了許多關於凱因斯的課，曾有一度對其授業師，也是與凱因斯主張截然相反的海耶克（F. A. Hayek，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92年去世）之說法懷疑。但在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反而認為凱因斯理論大有問題，於是成為日後抨擊凱因斯理論根源。 

蔣先生對凱因斯理論持疑，具體表現在論文裏，早在研究生時，就已在有名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三篇批評論文。第一篇是批評凱因斯關於人口成長和經濟成長論文，於1942年11月刊於《經濟期刊》﹙ Economica ﹚；第二篇討論股票投機與所得水準關係，是批評凱因斯學派健將卡爾多﹙N. Kaldor﹚見解的，刊登於1943年11月的《經濟期刊》上；第三篇則指出庇古﹙A. C. Pigou﹚這位福利經濟學創始者的《就業與均衡》一書中關於實質工資和就業的相對變動的一項錯誤，並提出改正方法，刊於1944年12月份的《經濟學雜誌》﹙ Economic Journal ﹚上，而庇古也是凱因斯學派的領銜學者。 

由這一段的歷史，我們已可清楚得知，蔣先生一如其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海耶克，對凱因斯理論及其謬誤和禍害，一直是知之甚詳，無怪乎1950年代敢拂逆世界潮流，拆穿流行的凱因斯理論之西洋鏡。其實，凱因斯理論之所以能所向披靡、風迷全世界，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是一大關鍵，而「有效需求理論」聲名大噪也肇始於它。 

關於該段歷史似乎塵埃落定，世人大都接受凱因斯是救世主的說法，亦即，幸而凱因斯適時端出有效需求理論，讓各國政府大量支出，才將大蕭條或嚴重不景氣抑止。與凱因斯持相反看法的海耶克摔了個四腳朝天，為世人所唾棄。不過，時至今日已有愈來愈多的懷疑，而在這段六十年的時光中，其實都有反動文章出現，只是都淹沒在時代潮流中。蔣先生將儲蓄的重要性重拾並實際應用於政策獲致成功就是一個顯例，而蔣先生也曾詮釋1930年代不景氣的故事。 

蔣先生是在1992年海耶克去世，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前瞻》﹙當時為季刊，現改為雙月刊﹚製作的「海耶克專輯」中所寫的一篇短文〈海耶克與凱因斯的貨幣理論〉中提到的，內容是：「……【1】不景氣的原因，據凱因斯說：是由於儲蓄過多，投資對資金的需求不足以將其充分吸收利用的緣故。但是據海耶克說：那是由於儲蓄所提供的資金不足，以致企業家計畫中的投資都必須縮短其生產期間，提前使產品上市。結果一方面是投資總額減少，一方面是快速生產出來的商品在市場上擁塞難銷。【2】講到儲蓄對社會的效果，凱因斯說：它對社會可說一無功效，它只會將商品的需求減低，使它們難以出售，而它表面上提供的可投資的資金﹙investible funds﹚則會落空；因為儲蓄的增加，必然使商品的銷售減少，因之售貨商人他們自己的儲蓄，必將減少。總結起來，整個社會的儲蓄，未必因一部份人的儲蓄意願的增加而增加。凱因斯還利用國民所得會計來辯論說：因為國民所得一定等於消費加投資；而消費又依定義等於所得減儲蓄；以之代入國民所得會計之公式，則吾人即可獲得『儲蓄與投資必然相等』的驚人結論。」 

蔣先生認為凱因斯的說法實在是詭辯，且震驚了舉世的經濟學者。他接著繼續說：「難道我們真的不必費吹灰之力，不經由儲蓄就可以有了鉅額資本，使任何國家富強起來嗎？這要是正確的話，世界上不應再有任何貧窮國家了。可是事實上非洲及拉丁美洲、甚至亞洲的貧窮國家，為什麼會越來越窮呢？這個啞謎，讓世人絞盡了腦汁才能識破。原來據羅柏森﹙D. H. Robertson﹚教授精心指出，凱因斯所引用的會計原理﹙即「國民所得總額一定等於消費加投資」﹚此一公式，只適用於同一時段中的統計數字。而吾人日常所謂以儲蓄資金融通投資行為，乃指以前一時段中的儲蓄﹙即上一時段中的所得減去本一時段中預定的消費支出﹚，來融通本時段的投資支出。在考慮這種投資的融通行為時，凱因斯所用的國民所得會計公式中的儲蓄，就毫無意義了。但是就因為他揪出了這麼一個無實際意義的儲蓄，竟使經濟學人困惑了好幾十年，使人將一向被視為一種社會美德的『節約儲蓄』，一變而被視為招致失業與不景氣的自私自利的行為了。」 

由這段短短地敘述中，我們已可清楚得知關於「儲蓄」的看法，是蔣先生異於凱因斯的關鍵，而儲蓄其實只是「未來的消費」，也就是重視明天、看重未來，或可以當前世人極為標榜的「永續發展」來形容，亦即上文提及的長期概念，是古典經濟學家念茲在茲的，也是成長的真義，起碼要將「時間」因素考慮在內。在這一點上，蔣先生進一步指出凱因斯理論輕視儲蓄的盲點，他在同一篇文章接著說：「其實，這都是他將儲蓄與投資定義為同時的數量，而忽略了實際的動態經濟中，它們在時間上先後順序關係的緣故；只有將時間的差別及順序排入，我們才能看出它們的成長與伸縮。事實上，在1937年，也就是他的《一般理論》出版後還不到一整年時，凱因斯就已經覺悟到儲蓄與投資的正確處理，必須有時間順序了。他在和瑞典經濟學者歐林﹙B. Ohlin﹚辯論的時候，他已經瞭解，當一個投資計畫到資金市場去尋求融通的時候，這投資計畫通常尚未開始執行，而它籌措的資金則必須是已經到手的、即已經完成的儲蓄；至於他自己所倡導的所謂「一切投資都會自動的因為『乘數原理』﹙multiplier principle﹚產生與其等量的儲蓄」的驚人理論，那只是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在籌措資金的當時是借不到手的。所以當上一期已完成的儲蓄不足以融通這一期的投資需求的時候，其差額除了讓利率的上升來消除之外，就只有靠外國資金的流入及由銀行系統製造貨幣來補充儲蓄者所提供的舊有貨幣了。」

相關閱讀：

1.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課題（1）（2） 

http://blog.udn.com/teddy5422/2742312 、 

http://blog.udn.com/teddy5422/2742319 

2.另一場利率大戰 ---- 馬凱 　

http://blog.udn.com/teddy5422/5393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