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2011-06-23

說來不無諷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來自於凱恩斯主義，央行行長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時常表現出來的“動物精神”。正是在人性假設的一致性上，我們看到了凱恩斯和傅利曼的根本分歧。

凱恩斯主義的陷阱

較之個人的“動物精神”，政府的“動物精神”可以給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凱恩斯認為企業和個人具有“動物精神”，他們的樂觀和悲觀情緒交替輪換，造成經濟從景氣到蕭條的迴圈。政府可以並且應該審時度勢，帶有前瞻性地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反向操作，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機抉擇”。

傅利曼針鋒相對，他強調預測未來經濟形勢和政策操作的困難，並引用資料指出，實踐中的貨幣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經濟的波動。這一實證研究的政策含義是不言而喻的：欲穩定經濟，必先穩定貨幣供應。傅利曼由此提出了貨幣發行的固定規則，比如說每年增加3%，或基本與GDP增長同步，禁止中央銀行隨意改變貨幣供應數量。傅利曼雖然沒有明確地將“動物精神”作為政府的屬性，他對政府的“完美理性”顯然充滿了懷疑。

實際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大問題還不是“動物精神”，而是其邏輯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場彌漫著“動物精神”，政府則充滿了人類理性；市場有可能失靈，政府卻永不失靈；市場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為零；市場上存在著資訊不對稱，政府卻擁有充分的資訊。至於目標函數，企業與個人是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會福利為己任。在這些假設下，不必建立數學模型，不必進行理論分析，假設已決定了結論。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學推演背後，凱恩斯主義者證明的只是假設，以及假設的直接邏輯結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場。

凱恩斯主義關於政府的假設在現實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動物精神”絲毫不亞於私人部門，中國1959～1961年的經濟歷史即為一例。在“超英趕美”、“大躍進”等不切實際的經濟發展目標下，政策制定者頭腦發昏，大規模動員資源，將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對GDP之比）從1958年的15%急劇拉升到1959年的30%。政府的“動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見，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聯儲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貨幣緊縮，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製造的資產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後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都像是“動物精神”的經典案例。

同樣經不起推敲的是“政府為公”的假設。希臘政府破產，多個歐洲國家陷入債務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眾利益，就不應該有債務危機。根據正統的凱恩斯主義說法，在經濟蕭條時，政府減稅和增加開支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因此而上升；當經濟轉入繁榮時，財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稅收和削減開支，財政會出現盈餘。繁榮期的盈餘抵消蕭條期的赤字，在一個完整的經濟週期上，可實現財政預算的平衡。

理論上聽起來完美無瑕，為什麼在實際執行中，各國政府都是負債累累而鮮有盈餘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動機。減稅和增加政府開支如福利、補貼和投資等等，對選民有實惠，有助於撈到選票，政客樂此不疲。加稅和減少財政開支卻是不討好的事，即使經濟形勢好轉，也沒有人願意為長期的預算平衡而得罪選民，在政客們的眼裡，自己今天的官位遠比國家的未來重要得多。

如果保持邏輯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動物精神”，從上一節的討論可知，較之個人的“動物精神”，政府的“動物精神”可以給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個人的非理性衝動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制約；個人必須承擔自己決策失誤的後果，也就是面臨著“預算硬約束”。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既沒有制衡，也不必對政策後果負責，即“預算軟約束”，決策者們的“動物精神”隨著貨幣政策散佈到經濟的各個角落，形成系統性風險。在一致性假設下比較個人與政府的“動物精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結論不再成立，為了減少經濟的波動，公眾應該立法規範貨幣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機抉擇”式的政策干預，中央銀行更像是一個規則的執行者，而不是現在這樣的政策制定者。

至於貨幣政策規則應該是什麼，泰勒法則還是傅利曼的固定增長率？基本上是一個實證問題，理論很難提供先驗的指導。

錯失的不僅是結構調整良機

我們浪費了一次危機。金融海嘯危機雖使我國決策者意識到過度依賴外部需求的風險，開始考慮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模式的轉變，但在驚慌失措的氣氛中，以及GDP掛帥的慣性作用下，政府緊急啟動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和貨幣擴張計畫，即所謂的“四兆”財政刺激和2009年近10兆的新增貸款投放。

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出口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我國外向型企業長期從事低附加值和低技術含量的加工組裝。我們本來可以化危險為機會，通過市場化的破產、重組和兼併，淘汰陳舊過剩產能，提高行業集中度，促使企業進行產品和技術的升級換代，但在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啟動之後，一切又回到了危機前的狀態，而經濟結構的扭曲則進一步惡化。可以毫不誇張地講，我們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時機，我們浪費了一次危機。

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不僅使結構調整更為困難，而且強勢的政府干預改變了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式，不問經濟效益，一大批公路、鐵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專案倉促上馬。在“四兆”的鼓舞下，各級政府紛紛推出雄心勃勃的投資計畫，數額之大令人瞠目結舌，有些省份的計畫投資總量竟然相當於該省幾年的GDP。藉著拉動內需的聲勢，各級政府走向前臺，成為經濟舞臺上的主角。國有企業也從昔日的改革物件變成了經濟的中流砥柱，憑藉著政策和資金優勢，大力擴張。當部委的規劃代替了市場價格的導向，當宏觀調控代替了微觀活力，當國企的財大氣粗代替了民企的創新進取，當政府的有形之手代替了市場的無形之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就淪為一句空話。

反市場化的原因是多樣的和複雜的，世界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這樣的時期，特別是在大動盪和大災難之後，例如1930年代的“大蕭條”、1990年代蘇聯的解體，以及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在西方，當一場漫天大火行將毀掉大廈時，驚恐的居民將安全的希望寄託在消防隊身上，為了避免滅頂之災，人們願意或者不得不放棄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權利，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這個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撲滅大火之後，消防隊並不想退出舞臺，藉口災後重建以及防止悲劇的重演，他們得以保持強勢的地位，繼續干預社會的正常經濟活動。

在轉型經濟中，舊體制倒坍了，新體制卻不能立即建立起來，經濟的萎縮和社會的失序喚起人們對往日的回憶，政治家如俄國的普京利用民眾對現實的不滿，對內加緊控制經濟和社會，對外高調與西方對抗，試圖重回集權專制之路。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