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力量的詮釋 (1999.10 )

參、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因素 

眾所周知，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以台灣土地面積狹小，自然資源貧乏，人口密度極高，且二次大戰期間主要產業遭盟軍摧毀殆盡，加上又由中國湧進兩百萬的軍人和難民，發展條件自是極端惡劣。為了維持近六十萬的軍力，以及重建迫切需要恢復的經濟基本設施，政府當時面臨的財政壓力極大，在預算無法平衡下，引發戰後初期快速的通貨膨脹。當時，經濟政策正深受兩種在學術圈中甚為流行、卻是錯誤的發展策略所支配：一是認為高關稅或限制進口數量的政策，可以保護開發中國家的國內市場而扶植其幼稚產業，故係開發中國家發展產業的最佳途徑；二是認為即使面臨相當程度的通貨膨脹，利率也必須壓低，俾保證國內新產業能獲得便宜的資金，以刺激產業投資。不幸的是，這兩種政策的實施後果都是弊大於利，堅持採行此等流行發展策略的開發中國家都表現得極差。所幸台灣很早就拋棄此種流行策略，我國首先放棄了低利率政策以對抗通貨膨脹，接著將幣值貶到實際的水準，並實施貿易自由化，因而工業化的結果使台灣經濟由進口替代移向出口擴張。 

這一段分析來自上文所提蔣先生在1983年4月於墨西哥市發表的〈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一文。在該文中蔣先生非常詳細的將理論和現實兩相結合，縷析這兩種流行錯誤理論的謬誤，並對當時台灣決策人士所相信的台灣現狀合乎這些理論之說詞，一一予以駁斥。可想而知，要與全球人士共認的說法對抗，而且必須說服國內理工背景出身的決策者大膽採行違逆世界潮流的政策，任務是何等艱鉅！除了本身需有堅強信念並對所抱持的理論堅信不移、且對所認定的錯誤理論有深刻了解而抓出錯處外，還得具備高人一等的說服能力。因此，這一段深具啟示作用的歷史轉折，有必要再次讓場景重現。 

蔣先生在該篇論文裏並沒有說出那位接受他們主張的部長的名字，但如今我們都知道那是尹仲容先生。1954年陳誠兼任行政院長，撤銷經濟安全委員會，另設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由尹仲容負實際責任，他將該單純的美援機構，轉變成負責推動全國經濟發展的實權機構。1958年3月，尹先生又兼任行政院外匯貿易委員會主委及中央銀行總裁，一時之間兼管外匯、貿易、金融等三項攸關國計民生的重大事務，將美援、外匯、金融、貿易、經濟設計及執行等權集於一身，因而得以大刀闊斧從事多項重大財經改革，建立現代化經濟的制度和基礎，成為開創1960年代台灣高速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而1959年「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是最重要的準則，主要的內容是解除不必要的經濟管制，使經濟體制自由化；進行外匯貿易的多項改革，拓展貿易新局；進行財經制度的變革，剷除經濟發展的障礙。 

這項如今被稱為「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之所以能夠推動，尹仲容的決策固然是關鍵，但說服他採行自由化策略及政策內容擬定的人物也功不可沒，蔣碩傑就是其中重要一位。1954年蔣先生和劉大中先生應尹仲容之邀，由國際貨幣基金（IMF）借調返國，提出單一匯率、貶值、外匯券、利率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等迥異於當時流行的「保護主張」之自由化、開放市場政策。尹先生是一位道地理工出身的技術官僚，為何他可以接受自由化、市場（或價格）機能的觀念是令人好奇的一件事，畢竟「人者心之器」：一個人的行事受到心之指使，而心意就是「既有觀念」的反映，正如艾馬．戴維斯所言「拔除一個信念要比拔除一顆牙齒還要疼痛，況且我們沒有知識的麻醉藥」，是的！拔除一個信念極為不易，但植根一個信念也並不簡單呢！這也點出信念或觀念的力量非常之大，關於此點，凱因斯在其經典之作《一般理論》最後一章的結尾說的最為傳神，全文是這樣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觀念，無論是對的還是錯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說實話，這個世界很少受其他力量的主宰。有些實行家自以為不受學術思想的影響，其實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掌握權力憑空臆度的狂人，也不過是從多年前一些不大知名的著作家那裡導出他們的妄想。我深深相信：與觀念的浸淫灌輸的影響比較，既得利益的勢力大大地被誇張了。觀念的浸淫灌輸，當然不會立即生效，而要一段相當的時間。……但是，無論是對好的方面或對壞的方面，觀念遲早總比既得利益更加危險。」 

由這一段鏗鏘有力的話語，我們已可確知凱因斯對觀念力量的體悟之深，而凱因斯理論對各國政策的影響之深、廣正可印證，即使當前自由化潮流被認為席捲全球，但凱因斯理論所導出的政策仍普遍被採用，更可證明凱因斯的思想觀念的威力。如此，在50年代那個到處都是凱因斯信徒的時代，該理論所向披靡的程度當然更不必說了。在這麼不利自由經濟理論環境下，蔣碩傑等人到底是如何說服尹仲容就更令人好奇了，尤其當時的財經幕僚幾乎都是修習凱因斯理論者，蔣先生這些外人（非洋人）一定更不容易進行改變尹先生理念的任務了！在蔣先生的文章裏雖沒有記載這段過程，但在1992年12月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蔣碩傑先生訪問記錄》中第七章「回國建言」一開頭「初識尹仲容先生」一節，蔣先生回憶1952年回台第一次見尹仲容，說「 起初他好像對經濟學不很重視，因為他自己是學電機的，……所以我跟他說話，起初還沒有什麼東西談得攏。 」結果只送給尹仲容一本J. E. Meade著作的《計劃與價格機能》﹙ Planning and the Price Mechanism ﹚，蔣先生說尹仲容不但在兩個禮拜之內就把該書看完，印象非常深刻，而且還讓當時工業委員會第三組的同仁傳閱。蔣先生認為那本書對尹仲容的影響真大，從此「價格機能對經濟的重要性」就被尹先生知道了，我們或可作這樣的引伸了解：這等於說改變了尹先生最基本的觀念。儘管王作榮先生曾對這個看法存疑，但邢慕寰院士在〈一本書改造了尹仲容—追懷蔣碩傑先生〉這篇悼念文中，卻為蔣先生的說法背書，除了舉證外還強調，蔣先生在最適當時機把Meade的書送給尹先生，對日後台灣經濟發展是一件旋乾轉坤的大事。邢先生說：「假如尹先生沒有經過這一次『洗腦』，台灣經濟很可能在一批技術官僚的設計中長久停滯於落後的陷阱，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這些技術官僚才領悟外貿改革的迫切必要，而台灣經濟在民國50年代初期以後的二十餘年的輝煌表現，也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不過，尹仲容似乎違背上文所強調的「既得觀念難改」的鐵則，但，話又說回來，更可能由於他是理工出身，並沒有「既得的經濟觀念」，在開闊心胸下聽得進有道理的理論及由之形成的政策。要印證此點，可由邢慕寰院士1986年6月發表於《傳記文學》的〈尹仲容先生與我的一段交往—早期自由經濟觀念的溝通〉一文尋得蛛絲馬跡。就在蔣先生、劉大中先生和邢先生等秉持自由經濟理念者的說服下，尹仲容先生毅然挑起改革的重擔，於是著名的「第一次經濟自由化」轟轟烈烈地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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