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力量的詮釋 (1999.10 )

在提出「五鬼搬運法」之後，蔣先生再生動地導出「金蟬脫殼法」，他是這樣敘述的：「現代的鄧通們聰明得多了。他們不向政府要求私印鈔票的特權，而只慫恿政府銀行去大批增加貨幣供給，用極低的利率來貸款給他們，由他們去使用以購取財貨。其結果也同樣的能以非從事生產所獲的新製貨幣來攫取別人生產的結果，而他們卻避免了犯刑法的罪名。往往他們一筆低利貸款，就遠遠超過漢朝鄧通一輩子可能鑄造的錢。至於他們因此積欠銀行的負債，他們另有一套『金蟬脫殼之法』來解脫。」 

這麼巧妙地偷天換日法術，蔣先生指明是凱因斯引介出來的，蔣先生說：「這一套法術，雖然也未必是凱因斯所發明，卻曾經由他推薦給法國財政局。原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政府曾因戰費欠下一筆龐大的公債。這公債的利息與還本，成為法國或政府戰後財政上極沈重的負擔。凱因斯在他當時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曾經建議：假如他對法國財長借箸代籌的話，他一定要故意製造一場強烈的通貨膨脹，使物價大幅度的上漲，那麼這筆戰時公債的真實負擔自然也隨之減輕了。我做學生的時候拜讀了這篇文章，深怪這位大師何以竟如此充斥著野狐禪氣息，所以始終對他的理論頗存戒心。不料今日台灣的報界竟滔滔者皆凱氏之徒也。」 

其實，不只當時台灣報界滔滔者皆凱氏之徒，全球應都如此，而迄今似乎也沒什麼大改變，反而可能在「尊重市場」這個美麗口號的屏障下更盡情使用凱因斯傳授之法，畢竟「可見之手」的調節就是「權力」同義詞，追求名利的凡人，怎麼可能捨棄呢？何況指責施用五鬼搬運容易，但要舉證卻夸夸乎其難也。 

由此角度觀之，凱因斯是「不朽」的，因為他所發明的工具實在太美妙了，讓人捨不得不用它。不過，凱因斯本人可能不是像蔣先生筆下所謂的充斥野狐禪氣息者，而是真的有心幫世人解決生活難題者，只是所提供的「短期時效」工具反而形成人類福祉的威脅。施建生教授在〈海耶克與凱因斯〉﹙刊於1992年7月10日《經濟前瞻》﹚這篇文章中說：「凱因斯從不承認為了增加貨幣需要以促進就業之永久的增加是須以不斷增加的通貨膨脹來支持的。但他後來已徹底地體察到，對貨幣需要之不斷增加最後必會引起通貨膨脹的危機。到了晚年，他已對這一問題之發生甚為憂慮。但是，不是活著的凱因斯，而是他的理論，繼續享有影響力，決定了以後事態的發展。海耶克曾以他自己的經驗加以證明。他說，當他於1946年最後一次與凱氏討論這些問題時，凱氏已表露出對一些與他最接近的同仁不斷極力主張信用擴張表示驚慌。他甚至誠摯地對海氏保證，如果他這些為1930年代之通貨緊縮所切需的理論會發生危險的影響，他將會立即挺身而出，設法改變輿論，使之步上正確的方向。但不幸的是，三個月以後他就逝世了。﹙F. A. 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 1967, p.348﹚」 

不過，即便凱因斯果能活得夠長，也真能挺身而出、登高一呼極力想改變輿論，我們也可以合理地懷疑其真能收到什麼效果，此不但是覆水難收，主要還是該工具實在太好用了。這件史實與前文所提的蔣先生奉勸王作榮先生謹慎下筆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就此覆水難收一事，蔣先生也曾說得很清楚，就在上引文中，蔣先生是這樣說的：「凱因斯當時的建議並未被法國財政當局所接受，但是聰明的企業人士一看就識得其中奧妙。他們第一步慫恿中央銀行加速增加貨幣來貸款給他們，也就是等於讓中央銀行來施展『五鬼搬運法』替他們搬運資財。這種五鬼搬運法不免使物價上漲，那時他們正好利用之以減輕他們過去的負債，而他們資產卻都早已立刻投資在實物及外匯上去了。最後再配合以台幣匯率的貶值，那麼他們繼著以『五鬼搬運法』取得資產後，又順利的用『金蟬脫殼法』將債務推卸去了。這豈不是發財的途徑？當然我絕不是說所有的企業都是走這條路線的。但是只要這條路線開放著，就不免有很多人要在這方面動腦筋；他們的『御用』文士們就會不斷的替他們在報端呼籲鼓吹，將它說成為加速經濟成長必採的途徑，更是目前紓解工商界困境的妙策。」 

這一段話當時在一次報社舉辦的座談會中被已故的費景漢院士再加以引伸，竟然惹火了許多工商業者，攻擊的砲火也更加猛烈，雖然蔣先生曾再為文詳細且婉轉的說明、澄清觀念，然而似乎於事無補。不過，近二十年之後的今天，五鬼搬運已成為流行名詞，其情況也更為惡化，不但印證了蔣先生的先知，也反映了爭權逐利人性的更為赤裸。

雖然身陷重圍，雖然明知吃力不討好，但是蔣先生堅持其一貫的理念，本著知識份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勇敢而率直的說理，盡力導正社會流行的錯誤觀念。在1987年10月22日和23日，蔣先生於《聯合報》發表〈「揠苗助長」的經濟政策〉長文，有感而發的指出，不論在落後或先進國家，與「揠苗助長」性質相同的經濟政策相當普遍，令人擔憂的是，尤其在民主國家，「揠苗助長」性的經濟政策更具有令人難以抗拒的政治壓力。因為搞政治，必須要靠群眾支持，可是群眾不是都能深謀遠慮，而又了解經濟成長的基本原理的，大多數只能見近利，而無長遠眼力，若有野心政客以立竿見影之政策相號召，就很容易響應追從。蔣先生特別以勞工政策中的工會組織及罷工權為例，以台灣、英國、新加坡以及阿根廷等國為例相互比較，尤其特別著重阿根廷斐倫﹙Peron﹚政府的慘痛經驗。殷殷告誡我們的政府官員及具影響力者，千萬勿鑄下「揠苗助長」的大錯。觀察近幾年來台灣環境的演變，蔣先生的憂心及遠見恐怕可能成真，尤其勞工法令及社會福利方案的一波接一波，看來蔣先生的諍言是沒有作用的。連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學者之建言都無效，遑論其他名不見經傳者的言論！ 

陸、「道一以貫之」的蔣碩傑 — 無形且至簡至易的「大道」 

再重新回顧蔣先生一生的言論和主張，我們會更堅定地認識到蔣先生是道地的「道一以貫之」典型，他所堅持的這個道理簡言之就是「自由經濟」、「市場經濟」，是回歸亞當．史密斯時代的精神，不論是「重視儲蓄」、「去除管制、自由化」、「反對凱因斯政策」、「狹義貨幣、流量概念」，以及憂心「揠苗助長政策」，都同樣指向「反對政府干預、讓市場機能充分發揮」這個平淡無奇看似簡單的結論。不過，這也是蔣先生的老師海耶克之主張，海耶克的「自然長成之秩序」就是「市場秩序」，而市場則是「無數」的「行為人（個人）」從事行為的場所，只有活生生、有血、有肉、有靈魂的「個人」才有行為能力，而個人也才可能謀求「自己的」最大福祉，任何其他人是不能越俎代庖的。可是我們似乎看到實際社會中芸芸眾生竟然是茫茫然六神無主的，他們是天生如此，還是後天被塑造的？不論是啥原因造成的，難道不應讓他們重新找回做人的本質嗎？而透過訊息的傳佈、不斷地學習、嘗試錯誤和改正，是可以做到的。其實，或許情況還未惡化到如此地步，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的諺語，也已生動地點出「知識是散在民間的」﹙海耶克語﹚景象。如此，市場自然不是任何人或任何團體可以獨斷、任意擺弄的，由「凡人」所組成的政府，當然更不可能打「精密調節」﹙fine tunning﹚的如意算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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