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09日

經濟自由衝擊政治自由

十九世紀初，英國在邊沁（Bentham）等自由主義者的敦促下，從事大幅政治改革，伴隨著邁向高度自由放任的經濟改革，在經濟安排發生這樣變革後，一般民眾的幸福水準確實有驚人的提升。然而，之後興起一波反動浪潮，政府逐漸增加對經濟事務的干預。這波集權主義的浪潮，在兩次大戰的推波助瀾下，不只在英國，也在其他國家波濤洶湧起來，在民主國家，社會福利取代自由成為主旋律，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F. A. Hayek）等人看出該波反動浪潮對個人自由的潛在威脅，擔心集中控制經濟活動的趨勢持續，將會走向「奴役之路」，他們強調經濟自由是成就政治自由的必要手段。

二戰後的事態發展，在某些國家顯示出計劃實施的結果並非自由受限，而是經濟改革反轉，英國是個顯例，轉捩點是所謂的「僱用管制令」。儘管當時有很大疑慮，工黨政府仍認為，若要執行該黨的經濟政策，還是必須頒布該法令，但若徹底強制執行，該法令等於是要集中分配個人的職業，這和個人自由的衝突非常大，以致該法令只在極少數個案獲得執行，且在很短一段時間後就被廢止，之後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明確地改弦更張，減弱對各種中央計畫與方案的依賴，撤除許多管制措施，加強民間市場的功能，大多數民主國家，當時也發生類似的政策轉變。

單憑歷史證據，無法讓人信服政治自由和經濟安排有密切的關係。自由的主張發生於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發展的同時，也許純粹只是巧合。人類是不完美的生靈，關於社會組織，怎樣防止「壞」人為惡的消極問題，和怎樣使「好」人得以為善的問題，同樣重要。社會組織的基本問題是怎樣協調多數人的經濟活動。基本上，只有兩種方法可以協調數百萬人的經濟活動，一種是中央集權指揮，需要使用強迫手段，這是軍隊和現代極權國家的做法。另一種是人們自願合作，這是市場裡的做法。

自願合作取得協調之所以可能，有賴於交易雙方都可獲利，交易因此能達成協調，毋需強迫，自由私人企業交易經濟或競爭性資本主義就是如此。在現代社會，引進了企業，作為個人的兩種身分之間的媒介，亦即作為服務提供者的個人和作為物品購買者之間的媒介。若我們持續倚賴以物易物的交易，分業與分工的程度不會有很大的進展，因而貨幣被引進作為使交易更便捷的工具，同時使交易的購買和銷售動作得以分成兩個步驟。

儘管企業與貨幣在實際經濟裡扮演重要角色，儘管企業與貨幣衍生出許多複雜問題，達成協調的市場辦法，其核心特徵仍是：合作全然是個人的，而且是自願的，只要（一）企業是屬於私人的，所以訂立交易契約的終極主體全是個人；（二）個人擁有有效的自由，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進行任何特定的交易，所以每筆交易都是自願的。

如此籠統陳述這些條件很容易，要詳細說明或要準確指明哪些體制安排最有助於維持它們存在，就困難多了。基本要件是維持社會治安，防止個人被他人暴力脅迫，以及執行自願簽訂的契約，從而讓「私人之間」契約具實際效力。除此基本要件外，最困難的一些問題也許源自獨占—它抑制有效的自由，使個人沒其他選擇取代特定交易—以及源自「鄰里效應」或外部效果—這是對第三者的影響，不可能收取費用或給予補償。

只要有效的交易自由獲得維持，市場組織經濟活動的核心特徵就是，在個人大部分的經濟活動上，市場阻止任何人干擾他人。消費者得到保護免於某個賣者的強迫，因為有他可以與其交易的其他賣者存在。賣者也可以得到保護免於某個消費者的強迫，因為他可以賣給其他消費者。受僱者得到保護免於某個雇主的強迫，因為他可以為其他雇主工作。而且市場這麼做，完全不問個人的身分、地位、關係、好壞，也毋需中央集權指揮。

事實上，反對自由經濟的一個主要理由，正是市場把這個工作做得太好，它給人們他們想要的，而不是某個特定團體認為他們應該要的。大部分反對市場的理由，背後隱藏著對自由本身缺乏信心。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不會消除我們對政府的需要，相反的，作為決定「遊戲規則」的論壇，以及作為解釋與執行既定規則的裁判，政府是必需的。市場的作用是大幅減少必須用政治手段解決的議題範圍，從而極小化需要政府直接參與遊戲的幅度。通過政治途徑採取的作為，往往要求或執行很大程度的全體一致同意。相反的，市場的好處是允許廣泛的多樣性，每個人都能投票選他想要的領帶顏色且得到它，他不用看多數派想要什麼顏色，若他是少數派就得委曲自己。當我們說市場提供經濟自由時，指的就是市場的這項特徵，此項特徵的意涵，遠超過狹隘的經濟範疇。政治自由的意義在於個人不受國人同胞的強迫。強迫的力量不論是握在帝王、獨裁者、寡頭獨裁者，或一時的多數派手中，對自由都是根本的威脅。自由的保全，要求盡可能消除權力如此集中，以及分散任何不能被消除的權力，亦即要求有一套權力制衡的制度。藉由將組織經濟活動的工作移出政府控制的範圍，市場消除了政治當局的強迫力量，它使經濟力得以制衡而非增強政治力。

經濟權力能被廣泛分散，沒有什麼定律迫使新經濟權力中心的成長必須犧牲既有的權力中心，而政治權力則較難以分散。世上可能有為數眾多的小型獨立政府同時存在，但要在某一個大型政府裡維持多個同等有力的小型政治中心，就遠比某個經濟裡有許多個經濟權力中心難得多。一個大型的經濟裡，可能有多個百萬富翁，但一個國家裡，真正傑出、匯聚國人能量與狂熱的政治領袖，可能會有一個以上嗎？若中央政府的權力增加，各地方政府的權力很可能被犧牲削弱。要被分配的政治權力，似乎有一個固定總量。如果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連結一起，權力的集中幾乎不可避免。若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分離，前者就能牽制或抵抗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