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09日

關於市場在保全政治自由上所扮演的角色，這個美國在麥卡錫主義時的經驗可作顯例。撇開所涉及的實質問題不談，也姑且不論所指控的罪名是否有事實根據，要問的是：有什麼可以保護人們、特別是政府雇員，對抗不負責任的指控，免於忍受要如實回答就會違背良心的審訊探查？他們的根本保護，在於有個他們可以於其中工作謀生的民間市場經濟。不過，這種保護不是絕對的，許多民間雇主，不管對錯，不願僱用那些被當眾羞辱過的人。代價通常讓提倡不受歡迎之主張的那些人承擔固然沒道理，但相比之下，代價讓許多被牽連到的人承擔也許真的更沒道理。然而，這些代價卻是有限的，不像當政府僱用是唯一的可能時，那樣高得嚇人。

有意思的是，在受牽連的人當中，有一大部分後來加入最競爭的經濟部門，如小生意貿易、農業，那些市場是最接近理想的自由市場。買麵包者不知道做麵包的小麥是產自某個共產黨或共和黨或憲政主義者或是法西斯主義者，或是某個黑人或白人。此例說明了一個不問個人身分的市場，怎樣隔開經濟活動與政治見解，從而保護人們免於因為一些和他們的生產力無關的理由，而在經濟活動上遭到歧視，不管那些理由是基於他們的政治見解或基於他們的膚色。

自由市場保護受歧視者

在像美國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社會裡，在競爭性資本主義的保全與強化上，有最大利益輸贏的群體，是那些最容易被多數族群懷疑與歧視的少數族群，如黑人、猶太人、外國移民等等。有夠矛盾的是，自由市場的敵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有不成比例的一大部分新血，卻是一向來自這些少數族群。他們不但沒看出市場的存在一直在保護他們免受多數美國同胞的傷害，反而誤將殘餘的歧視歸咎於市場。

弗利曼很清楚地道出自由經濟或私產或市場經濟在打破政府管制和歧視等等不自由、不公平環境的威力。一個「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言論自由」的社會應是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前者是自由經濟或經濟自由體制下的寫照，後者是政治自由或自由民主社會下之情況。由一九八０年代蘇聯、東歐共產倒向自由市場經濟，以及中共經改放權讓利可以印證前者，即使在政治獨裁下開放經濟管制，讓市場自由運作，也能改善及增進人民的經濟生活。

其實，弗利曼自己在一九七五年向智利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的軍政府推銷自由經濟，被皮諾契特採納而由「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進行經改，在皮諾契特在位的十七年間，致力推動市場自由化政策，締造了生氣蓬勃的經濟成長，讓智利迅速躍升為拉丁美洲最富足的國家。由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九五年，每人平均實質所得增加一倍半以上，通貨膨脹率由每年百分之五百降到百分之八，嬰兒死亡率從千分之六十六降為千分之十三，平均壽命由六十四歲上升到七十三歲。令人意外的是，皮諾契特將軍接受人民的裁決，安排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進行總統大選，將政權交給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讓智利恢復真正的政治自由，而皮諾契特下台後流亡海外。

智利的經驗標示著：在軍事高壓統治下，是可進行經濟自由化，當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提升之後，就衝擊政治民主化。台灣也是一個例子，在戒嚴高壓統治的一九六０年代進行經濟自由化之後，經濟起飛成就經濟奇蹟，爭取自由的社會運動就逐漸出現，經歷野百合學生運動等等抗爭活動後，於一九九六年進行總統直選，開啟了民主政治的大門。

智利經改V.S.中共經改

弗利曼的理論在智利得到印證，即便讓他在一九七六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受到抗議，且被批判成「為虎作倀」，幫凶狠極權者鞏固權力，但他仍不計毀譽，堅持經濟自由化的威力，且不計個人的利害還是很樂意向獨裁專政的政府領導人推銷自由經濟理念，並助其轉化為政策付諸實施。他在一九八八年第二次「中國行」就與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對談兩小時，推銷自由經濟。中國是在一九七八年底由鄧小平發起放權讓利經改，開小門允許鄉鎮企業自由，而一九八０年小幅度的自由市場出現，絕大部分都在食品方面，一九八八年弗利曼到訪時，除了食品外，衣服及日常用品方面都出現了自由市場。在上海，有一家批發市場銷售鈕扣給生產成衣的小型私人企業。同樣地，許多村莊的收入由全部仰仗農業，轉變到大部分依賴當地小型製造業。知識分子也較為開放了，演講會上討論的範圍較廣。但是，人們願意自由講話的意願還是不高，有位弗利曼一九八０年在上海認識，後來有聯絡的教授，一九八八年時不願意到弗利曼下塌的旅館房間碰面，因為他認為房間內有竊聽器。

弗利曼一九八八年第二次中國行與當年的總書記趙紫陽對談，長達兩小時的兩人談話頗不尋常，因為趙紫陽見訪客時間通常只有約半小時，而且會談結束後，趙紫陽親自送弗利曼出來並容許拍照，這是史無前例的。弗利曼覺得會談本身很有意義，弗利曼一直相信，經濟的概念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學來的，許多極聰明甚至受過訓練的專業經濟學家，雖然懂經濟學，但無法體會其中奧祕。而有些沒有受過什麼經濟學教育的人，反而對它很有概念，能得其精髓，趙紫陽給弗利曼的印象就屬於後者。趙紫陽對經濟情勢、市場運作的了解在弗利曼看來是十分深入廣泛，更重要的是，趙紫陽認為重大改革確有必要，並表示出對改變的開放態度。

趙紫陽先將他所看到的中國經濟情勢、面臨的問題，以及他想要採取的解決辦法，以條理分明、簡單易懂的方式加以說明。他說的重要之處是：「本黨十三次代表大會，確定我們經濟運行的機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弗利曼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國家是由上到下組成的，而市場是由下面開始運作的，這兩套系統不可能相提並論。國家可以控管到部分的經濟及市場，但趙紫陽所說的組合是不可行的。」

弗利曼在上海會見江澤民時，以及五年後江接替趙紫陽，他們在北京再見到江時也聽到類似的說法，但其中確有很大的差異。趙紫陽接下來的談話，以及他回應弗利曼的話都顯示出，他知道這兩個機制在先天上是有矛盾存在的，而江澤民卻沒有這種認識，趙紫陽真正了解到開放市場的意義何在，江澤民則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