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11日

六、黨國資本主義下的中國經濟成長

大體而言，自一九七八年底鄧小平實施「放權讓利」政策，與蘇聯、東歐諸國由共產倒向私產，迄一九八八年成效卓著，而實際主導者是趙紫陽。由中國一九八○年代初期流傳甚廣的「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順口溜，已鮮活反應出趙紫陽在經濟事務上的能耐。

（一）趙紫陽担綱中國經改

一九七五年趙紫陽出任中央四川省委書記，中國農村由於文革而民生凋敝，趙紫陽乃「放鬆」政策，允許農民自行種植經濟作物，恢復家庭副業和自留地，推動「包產到戶」等改革，農民種糧誘因大增，蜀糧年年豐收。趙紫陽推動農村經改獲得中共元老鄧小平等人賞識，在一九八○年代出任國務院總理，與同樣開明著稱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形成在鄧小平主導下的「胡趙體制」，大力推動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大致上，經改由趙紫陽擔綱，他將在四川實施成功的改革開放用於整體經濟。

簡言之，趙紫陽的改革就是走向「私產體制」，但由公產到私產並非一蹴可及，不論是理論、觀念的建立和傳布，或是實際上眾多既得利益者的阻攔，都是重大課題，而趙紫陽又只有中學教育程度，且活在共產體制裡，更讓人懷疑其是否真有能力擔任改革的重責大任。不過，如上文所言，由已故的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教授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下午，在全球著名華裔產權名家張五常教授陪同下和趙紫陽對談兩小時之後的評述，可知趙紫陽的確明白中國經濟的情況及如何改進，但在共產黨最高權力的掌控下卻碰到困難，而經濟自由化有成效之後，引發對政治自由的需求，終於爆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坦克輾壓學生，血流成河，趙紫陽被削權、軟禁，中國的民主化功虧一簣，經濟改革也受阻，更慘的是，六四鎮壓引發全球公憤，各國紛紛祭出經濟制裁，使原本遭遇改革困頓的中國經濟更雪上加霜。不過，當時台灣經濟過熱，金融資產泡沫，勞力全面短缺，勞工、環保運動蓬勃發展，產業轉型急迫，中國提供充沛勞力、土地加上其他政策誘因，於是台商如潮水般流向中國。我在一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發表的〈為一絲希望而寫〉這篇文章，這樣寫著：

「這幾年，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我們的前途有著一切，我們的前途什麼都沒有；我們步向天堂，我們走向地獄。』時常被朋友們朗誦著。兩年前，強人時代結束時，一般人是滿懷希望期待最好時代的來臨，然而，一晃眼，兩年消逝了，我們的社會卻變化著令人痛心疾首，投機、貪婪無所不在，治安敗壞，暴力事件無日無之。於是，原本意氣風發者沉寂了，滿懷希望者失望了，自我放逐者增加了，整裝出走者也絡繹於途了。

記得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香港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張五常教授寫了一篇文章，就叫做『為一絲希望而寫』，他是中國實施經改五年之後，當一些實地考察過中國的人士都對其前景極度灰心失意時所寫的，他說：『從悲觀的角度看，萬事皆休！但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看。……我沒理由懷疑中國大陸的主要執政者需要大事改革的誠意，……。但我認為這些執政者過於著重面子，有很深的成見，對經濟體制的運作缺乏認識。我也認為幹部們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既得權力；在半開放、半管制的情況下，他們就變成官商。……在這個『只爭朝夕』的時刻，要寫一些建設性的文章，我就不妨對開放拍手，見到走向歪路，就站起來大聲疾呼。『不樂觀，從何建議？』他又說：『當然，我不能期望我所建議的會被接受，也絕不相信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可以改進社會。……二百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似地有希望。……中國的希望不大，但二百年來，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

張教授寫的是中國，但拿之來看今天的台灣，也同樣適用，雖然我不具有張教授那般深厚的經濟學理功力，也沒有他的遠見，但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關切之情應該遠甚於張教授之於中國的，何況台灣的條件又遠優於中國，我當然更加急切的對台灣有所盼望，而『不樂觀，從何建議？』……。

……不可否認的，台灣人民的福祉還是寄託於經濟進步，而台灣之能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靠的也是經濟發展；過去是如此，現在是如此，未來還更應是如此。那麼，經濟發展靠的是什麼？是產業的發展和其結構的不斷演變，經由生產力的持續提升，人民的就業和所得也都增加了。產業演進雖由農業到工業及服務業，而在比例上服務業終會占上風，但基本的生產事業仍然是靈魂，雖然其產值和就業之比重會隨經濟的演進而下降，但絕對值還是會持續上升，而且生產方式也由勞動密集趨向資本和技術密集。這樣子的演進既不會有產業空洞化，也不會有失業的出現。當然，不求上進業者是會被淘汰出局，或是向外移動的。

考諸台灣的發展過程，的確符合此種情況，而迄一九八七年明顯出現的『勞工短缺』及『外籍勞工』現象，更印證了這種演進結果。然而，不幸的是，這兩年來，『表面上』勞工、環保運動蓬勃發展，自力救濟層出不窮，導致社會脫序，加上眾多民眾追求金錢遊戲，人心受到腐蝕，社會風氣敗壞。此外，更因為海防疏漏導致黑槍氾濫，以及警力素質低落和力量的誤用，於是治安快速惡化了。

在人人自危，連一般人的生命財產都受到嚴重的威脅時，你想，必須投下巨資的業者豈不更為憂心？何況已到必須從事投資回收期較長、風險性較高事業之際，怎能不會躊躇不前呢？這個時候，如果別的地區也開始發展經濟，又提供更優惠的條件時，原先在台灣必須轉型的業者哪裡不會趨之若鶩呢？事也真巧，這幾年世界各地掀起一片開放熱潮，所以，在台灣內部的推力和外部的拉力配合下，台灣的業者就大批的外流了。」

（二）台商西進填補中國的投資

雖然到中國投資的風險大，但生產成本極低和人力、土地資源的致命吸引力，讓台商蜂擁西進，而台灣內部的「產業空洞化」憂慮普遍瀰漫。就在外力（特別是台商）挹注下，中國並且拷貝台灣經濟奇蹟的發展方式，以加工出口特區的方式發展「出口導向」工業，快速成長起來。

除了台商大舉西進的幫忙外，值得再強調的是，一九九二年「法輪大法」開始在中國洪傳，中國人民爭先恐後地學練，數年間人數竟上億，修煉者凡事向內找並將所從事的工作努力做到最好，實現「真善忍」，化戾氣為祥和，也將下崗者所可能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化解。

中國經濟成長率造假一直都沸沸揚揚，由「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順口溜或可見一斑，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全球經濟一片淒涼，唯獨中國一枝獨秀地平均每年維持百分之七的成長率，但Thomas Rawski教授在二○○一年為文質疑。中共官方公布從一九九八年到二○○一年的累積實質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三十四點五，Rawski認為有高估之嫌，他比較了這段期間中國的能源消費、就業，以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化的趨勢，並參考日本、台灣、韓國，以及中國本身過去發展的模式，認為中國這段期間的實質經濟成長率，應該是介於百分之零點四到百分之十一點四之間。其實，中共總理李克強自己就有所謂的「李克強指數」（先是用電量、鐵路貨運量和新增銀行貸款；二○一五年又改為社會就業、居民收入增長和生態環境的持續改善三項），看來他也並不相信中共官方公布的數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