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09日

沒有人能夠否認趙紫陽是個共產黨員，他也不是要以總書記的身分來顛覆共產黨，他是真的相信妥善利用市場機能可以促進經濟成長。增加共產黨的權力及穩定，不只要讓黨細密的控制經濟發展，而是要去促進人民的福祉及繁榮。弗利曼不同意趙紫陽的理念，但弗利曼絕不懷疑他的誠意。

弗利曼後來發現他們會談之所以特別的部分原因，是趙紫陽陷入嚴重的困境中。趙紫陽是經改八年來解除價格管制最主要的擁護者，也對經濟擴展方案給予熱烈支持。當中國銀行為了應付擴展，發行過多貨幣，因而導致通貨膨脹後，趙紫陽受到指責並被嚴重批判在市場改革走過了頭，其實市場改革是降低而非增加通膨壓力。在該年夏天共黨高層會議後，兩大派系已然形成，一是以趙紫陽為首的加速改革派，一是以李鵬為首的停止或暫停改革派，謠傳說趙紫陽已失勢。

弗利曼和趙紫陽的會面，由於有《人民日報》人員出席，讓趙紫陽有機會公開他的想法，還讓外界知道他還在掌權。趙紫陽仔細準備會談的開場白，主要不是為弗利曼，而是為了廣大的中國民眾，以及為即將召開討論相同問題的高峰會議暖身。弗利曼覺得會談最後的一些談話聽起來像是夜行人吹口哨，為自己壯膽而已：「我們的方向不會改變」、「香港的報紙……認為中國領導階層發生分歧，事實並非如此。」

兩人的會談在中國和香港的報紙上吸引了很大注意。趙紫陽送弗利曼離開的照片被登出來。事情的真相一直到八個月後天安門事件才浮現出來，雖然該段期間，趙紫陽的權力已逐漸被移轉到李鵬。事件爆發後，趙紫陽非常清楚不鎮壓會失去權力，但仍然拒絕對示威者給予強力鎮壓。當他和李鵬直接走出來在天安門廣場和學生講話時，很感性的說，將不會再見到大家了。聽到趙紫陽最後講話的弗利曼中國朋友，許多人當場掉下了眼淚。在領導階層同意用武力鎮壓後，趙紫陽就被軟禁在家，直到二００五年一月十七日去世。

中共領導階層試圖將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歸於趙紫陽將市場自由化以及使市場大幅開放的政策，弗利曼也常在報導上被引述為對趙紫陽有不良的影響。這對弗利曼沒有影響，但在趙紫陽身邊的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中國兩次政治民主契機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是學生爭民主自由的運動，其實是符合弗利曼的「經濟自由先行」，接著會出現政治自由的理念，並衝擊現有舊體制而出現抗爭運動，終而走入自由民主體制。這在智利和台灣都成功實現了。如果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見抗議學生時，能夠勇敢的站在學生這一邊，共同呼求自由民主，在現場眾多國際媒體的見證和報導及傳播下，或許血腥鎮壓不幸事件就不會發生，而共產專制解體，民主體制就會出現，可惜事情不是這麼發展，或許是趙紫陽受中共黨文化沉浸太久，無法拋開「共黨專政，由黨中央主導」這種中心思想，此由上文引述弗利曼的論評可見端倪，也可由一九八八年，在場陪弗利曼與趙紫陽對談的張五常教授之評述得到印證。

張五常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發表的〈大同小異——評趙紫陽與佛利民（弗利曼）的歷史性會談〉文中，將兩人的言論水準評為大同小異，而趙紫陽只中學畢業，弗利曼是名滿全球的大教授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說趙紫陽不但懂經濟，而且有深度。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的〈趙紫陽與佛利民（弗利曼）的對話〉一文中，透露出弗利曼夫婦見過趙紫陽之後返美，就聯名寫了一封他們十多年來沒有寫過的「聖誕信」，寄給親友。那封信很長，其中大部分是關於中國之行。信中對趙紫陽的評述是這樣的：「對這個帶領中國走向較多地依靠市場運作的人，及其智慧，我們有極為良好的印象。他對經濟問題有很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決心擴大市場的範圍，願意試驗與學習，虛心地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而此同時，他又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要是他能成功的話，這是很妙的技巧了。」這已非常明確的認為，在維護共黨最高權力下是不可能再進一步開放，而以該聖誕信作為歷史檔案「存證」。

事實的演變印證弗利曼的先見之明，趙紫陽被削權、軟禁，所謂漸進式且以維護共黨最高權力的經改路線仍被執行，矛盾於焉產生，於是張五常擔心的「體制性貪腐」及「後發劣勢」局面赤裸裸出現，著實令人遺憾！「六四學生運動」其實是實現民主政治體制的一個轉捩契機，可惜趙紫陽迷信「（共黨）體制內改革」，不敢像兩年之後俄羅斯的葉爾欽一樣站在示威學生這一邊「登高一呼」讓解放軍砲口轉向，卻讓坦克輾壓學生，自己也從此被軟禁至死，而中國的民主化終究功虧一簣！

「六四事件」血腥鎮壓激起全球對中國的經濟制裁，中國經濟乃陷入困境，下崗失業激增。由於兩種因素的作用，讓中國經濟在一九九三年弗利曼第三次造訪中國時，已感受到蓬勃發展，一是台商大舉西進，填補了資本的空缺，二是一九九二年法輪功開始在中國洪傳，其以「真善忍」要求修習者凡事找自己、不怨天尤人、教人做好人、把「吃苦當成樂」，讓大量下崗失業者能平和過日。而短期間近一億人學習，讓失業沒成為問題，而勤勞不計較得失的工作心態，不但讓社會安定，生產力也提升。但到一九九九年由於法輪功傳布太快太廣，引發其他氣功門派的反彈打壓，法輪功學員遭到莫明的欺壓、抓捕，學員們乃向公安部門反映並作澄清，終而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萬法輪功學員「上訪」中南海。這批學員由中國各地自發前來，所用的請願方式異於一般，他們以寧靜祥和的心態，以及對政府和人民負責的態度，展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全和平的、大規模的，為了「人權」的請願活動。

隊伍雖然很長，但很安靜，非常祥和，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接見了法輪功請願代表，合理回應了申訴。二十分鐘內，法輪功學員們就秩序井然的解散回家，現場且清理乾淨，沒有留下一張紙屑，連公安的煙蒂都清理乾淨。這種神奇的事讓當時在場的國際媒體如CNN等均指為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群眾事件後，中國第一次的大規模群眾請願活動，並一致肯定這場和平的上訪活動，且對中國的民主寄予厚望。許多外國政府領導人和觀察家們都認為此一事件是令人敬佩的，它展示了人民申訴和政府回應的良好模式。可是，往後的發展卻令人詫異且深深痛惜和遺憾，因為事件被反轉抹黑為「上萬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

中共在江澤民一聲令下，於該年七月二十日展開鋪天蓋地的「血腥鎮壓法輪功」，其殘酷程度千百倍於六四事件。原本誇下海口以為傾舉國資源，在三個月內就可消滅法輪功，沒想到迄二０一八年，二十年來法輪功不但傳遍全世界，而且中國境內的法輪功修煉者也挺了過來，學員們靠著一股不懼怕流氓手段，也不屈服於邪惡的正信正念力量，心存善念向世人講清真相，使得中共的欺騙與謊言逐一被揭穿、敗露，更激發一波波退出共產黨的浪潮。

「六四事件」和「四二五中南海上訪」兩個事件都是「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契機」。第一次的民主契機就在趙紫陽拋不開共產黨桎梏下稍縱即逝，換來的是一片腥風血雨。第二次則在一小撮人的「私念、嫉妒、貪心」的一念之間風雲變色，「第二次的民主化契機」，又被硬生生的扼殺。中國經濟在政府驅動型投資促成的世紀大泡沫下瀕臨崩潰，千禧年起中國經濟崩潰、甚至是「中國即將崩潰」就傳了開來，中共極權專制的瓦解可說在旦夕之間。如果自由世界人士不受中共威逼利誘，反而能大力聲援中國人的反共爭自由、人權，中國「民主」應可期待的。智利和台灣已經走在前頭了，也印證了弗利曼的理論，中國也不可能例外，畢竟中國人民已覺醒了啊！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共的經濟改革在共產黨掌控之下開放市場、實施所謂的市場經濟，是中共聲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黨國資本主義」下的經濟，在此種制度下的經濟成長或經濟發展是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