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13日

財閥之秋

中國的菁英很清楚這些情況，也預期混亂將來到，對中國金融崩潰的預期心理驅動史上最洶湧的一波資金外流潮。中共的法律禁止人民每年匯出超過五萬美元到國外，但把現金透過合法或非法手段弄出國的技巧很多。一些技巧很直接，就把現金塞進行李箱登上出國的飛機。二○一二年《華爾街日報》報導：「今年六月，一名飛抵溫哥華機場的中國男人擕帶了約十七萬七千五百美元的現金—主要是美元或加幣百元大鈔，塞在他的皮夾、口袋，還有藏在行李箱的襯裡……發現這些現金的加拿大邊境官員說，這名男子告訴他攜帶這些錢準備用來買房子和汽車。他帶著現金離開機場，只支付了罰款。」

另一個例子是，一名中國釀酒業億萬富豪從上海搭機抵達澳洲雪梨，開一小時車到鄉間參觀一座葡萄園，當場出價三千萬美元買下那座酒莊，然後又以同樣匆忙的速度返回上海。其他資金外逃的技術較複雜，但同樣有效。一個廣受喜好的方法是與貪腐的澳門賭場業主打好關係。出手闊綽的中國賭客可憑銀行帳戶擔保獲信用額度。這位賭客可以故意在貴賓室假裝的豪賭牌局中輸掉一筆巨款項。賭債很快透過賭客在中國的銀行帳戶簽帳支付。這種轉移並未被計算在每年匯出外國金融的限制，因它被當作合法的支付。這位「不幸的」賭客日後再從貪腐賭場業主要回現金，並支付洗錢服務的佣金。

更巨額的金錢可透過虛報發票金額的出口和進口而挪移至外國，譬如一位中國家具製造商可在巴拿馬等避險天堂設立空殼經銷公司，假設每件傢俱正常的出口價格是兩百美元，這位製造商可低報發票金額給巴拿馬公司，只收每件一百美元。巴拿馬公司可以把貨物以每件二百美元轉賣給正常的經銷管道，如此可從低報發票金額得到每件一百美元的「利得」，並留在巴拿馬。如果經銷的傢俱有數百萬件，累積在巴拿馬的「假利得」可能高達數億美元，若不用發票造假手段，這些錢應該匯到中國。

中國菁英的資金外逃，只是菁英與平民階級所得不均這個大問題的一部分。在都市地區，頂層百分之一家庭的所得，是所有都市家庭平均的二十四倍。就全國來說，頂層百分之一和平均家庭的所得差距更達三十倍。這麼大的貧富差距還是官方公布的數字，若將隱藏的收入和資金外逃算進去，差距更大。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和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家胡永泰就說，若計算「隱藏所得」（包括以不正當手段獲利的未申報所得），中國最富百分之十家庭的所得，是最貧窮百分之十家庭的六十五倍。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中國專家裴敏欣指出，中共的貪腐、循私舞弊和所得分配如此的不均，以致社會的情況類似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整體的金融、社會和政治不穩定如此嚴重，已對中共的繼續統治構成威脅。中共官員雖然知道問題嚴重，但堅稱已採取修正措施，且以中國經濟的整體規模和活躍成長來看，這些問題都可控制。不過，已開發和新興市場在過去三十年來發生的崩潰與恐慌歷史斑斑可考，中共領導人對他們避免金融災難的能力不能過於樂觀。國有企業、銀行業、政府和儲蓄的民眾規模如此龐大，且彼此緊密交織，製造出的複雜體系已瀕於臨界狀態，只待一點星火就能觸發燎原火勢。中共領導階層面對的更大問題是，無法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的再調整過程中避免成長大幅下滑。此種成長下滑就是大家擔心的硬著陸，是中共和全世界都還沒做好準備的事。

要了解中國面臨的再調整挑戰，必須重新檢討中國對基礎建設的偏愛，中國的過度投資證據不只是報導的巨大火車站和空蕩的新城市。ＩＭＦ曾對中國的投資作了一次嚴格的分析研究，並與三十六個開發中經濟體作比較，其中包括十四個亞洲經濟體，結論是：中國的投資高得離譜，投資占ＧＤＰ的比率，可能比經濟基本面應有的水準高出約十個百分點。

過度投資的責任歸屬很清楚：國銀和國企、親信貸款的貪腐體制，以及處處可見的不良投資。國銀供應低廉的資金給國企，國企則把錢浪擲在過度擴充產能和打造鬼城。更令人不安的是，基礎建設不只浪費，而且無法長期持續。中國現在的每投資一美元產生的經濟產值低於過去，表示邊際報酬率下降，若想在未來幾年保持ＧＤＰ成長率，需占ＧＤＰ超過百分之六十的投資，這不只是消費和投資取捨的問題，家庭儲蓄率在融通未來的投資以增進成長、提升未來消費，這是典型健康的發展模式，但前提是：這是自由市場帶動、人民自發決定的，不是由政府強制的。中共的政府投資驅動模式是不健康的，浪費資源且衍生貪腐、過剩供給、鬼城等大問題。中共的不良投資的確是經濟的負擔，無法在未來換得消費，而中共一直都是以這種模式摧毀財富。

家庭承擔了這種不良投資的成本，因為儲蓄者的銀行存款得到的是低於市場水準的利率，讓國企的貸款只需支付低於市場水準的利息。據ＩＭＦ估計，約百分之四ＧＤＰ的財富由家庭轉至大企業，相當於每年三千億美元，這也是財富極度不均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國經濟陷入一個循環中：菁英堅持繼續投資，而投資製造低報酬；家庭收入減少，因為財富移轉給這些菁英。若ＧＤＰ因大量的不良投資而減緩，中共將陷於崩潰的險境，而崩潰已為期不遠。

中國需從投資轉向消費的說法已是陳年老話，美國和中共的決策者多年來已持續討論此問題。重點是：再調整意味著中國的成長率將從近幾年的每年百分之七再減少。可是，中國可能已來不及達成平順的再調整，畢竟中共的「再調整期」早已經過去了。再調整必須結合提高家庭所得、降低儲蓄率，所得提升的方法包括提高利率以獎勵儲蓄者，以及提高薪資以獎勵工人，但利率和薪資的提高卻會降低企業的獲利，不利寡頭壟斷的權貴。過去十年，中國ＧＤＰ可歸於薪資的比率從高於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四十，而美國的比率則維持在穩定的百分之五十五，消費的情況比這個數字還低，因為中國的薪資增加落於高所得階層，他們增加支出的可能性較低。

人口統計懸崖

另一股比財閥更強大的勢力，正在阻礙消費的增加，那是人口結構的趨勢。年輕的勞工和老年的退休者都有較高的消費傾向，中年勞工則是儲蓄的主力。中國的勞動力現以中年人口為主，不論政策如何改變，中國都將因人口結構而陷於高儲蓄率直到二○三○年或以後，中國消費不振的危機已無可避免。無獨有偶地，全球著名的預測家、新事業投資人哈利‧鄧特二世（Harry S. Dent, Jr.）在二○一四年出版《2014—2019經濟大懸崖——如何面對有生之年最嚴重的衰退、最深的低谷》（The Demographic Cliff: How to Survive and Prosper During the Great Deflation of 2014-2019）這本書，也以人口結構的變動剖析現代史上最大的政府驅動型泡沫將崩潰且創下新紀錄，中國房地產市場將崩盤，屆時中國最富裕的百分之十人口也將隨之跌落谷底，由於多數昂貴的房地產都掌握在這些人手中，而他們更支配著中國百分之六十的消費支出。要消化這個過度投資的惡果，可能得花上十年以上的時間，到時候中國又將掉落人口統計趨勢懸崖，中國可能永遠也都無緣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