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14日

全球資源浩劫何時了？

在「毒物」被發現之前，對於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當全球幾乎一面倒的予以正面肯定之際，其實已有不少負面的警示出現，但受到極度忽視。例如：中國經濟成長率愈高，標示著全球寶貴資源被掏空的速度愈快（因為用的是不計成本、耗用資源的生產方式）、中國社會所隱藏的社會問題也愈見惡化（奴工現象、貧富懸殊普遍和加劇）；中國經濟高速成長所賺取的金錢利益，正被中共當局作為威逼利誘的工具，不但以經濟利益換取高科技產品和逼迫雅虎等公司，協助中共在其國內進行更嚴密的監控，致中國人的言論、人身和政治自由不進反退，而且以龐大的經貿利益籠絡、收買各國政要，讓國際對中國的反人權、反自由行動視若無睹、裝聾作啞，甚至成為幫兇；最可憂慮的是，中國經濟高速成長賺得的大把鈔票已形成聲勢浩大的「泛濫游資」，正肆虐其股市、房地產，而偌大泡沫金錢遊戲所隱含的經濟大海嘯正伺機荼毒全人類。

出口大於進口通常稱為「貿易順差」（用「貿易出超」這個中性名詞比較好），而且被認為是ＧＤＰ的貢獻因素，因此促進出口、壓抑進口就被視為ＧＤＰ增長的重要政策，也是重商主義和新重商主義的中心理念，為達成此目標，壓低出口品價格、管制進口或高關稅，以及貶低本國貨幣價格就是最常被使用的政策，一九八○年代的日本和台灣都曾施行過，結果肇致泡沫經濟，而中國更是徹底跟進，於是龐大游資泛濫成災。

究其實，進出口貿易或國際貿易的本意是「互通有無」，亦即國與國之間相互交換彼此生產的好東西，不是在賺對方的錢而已，最終是將錢換成東西。在壓低本國幣值下，由別國進口的好東西就會「貴」，本國人辛苦工作賺的錢或買不起或以「高價」才買到，落到「為誰辛苦為誰忙」窘境，這也就是為何會有「流血輸出」的比喻。更糟糕的是，用本國的好東西換得的外幣、到本國再換成本國錢，愈積愈多很快成為「泛濫游資」，流到哪、那裏就成災，要嘛「通貨膨脹」、要嘛「資產膨脹」，二○○七和二○○八兩年中共百般宏觀調控不見效、中國股市瘋狂炒作成全民運動，其實已是最佳證據，而有識之士在當時也一再以台灣一九八五～一九九○年和日本一九九○年代嚴重不景氣或泡沬經濟教訓，善意的提醒中共當局勿重蹈覆轍。

外匯存底過多是大禍源

我們可以簡單地利用一種指標數據來觀察，這就是「外匯存底」，也就是某一國在某年某月某日累積了多少「外匯」，「外匯」也者，「外國貨幣」是也。要問的是：外匯從何而來？當然是從國外來的，其來源大致有二，一為貿易出超；二為外資淨流入。前者指的是我們辛苦工作並運用寶貴資源生產出來的好東西，運送到國外換得進口國的貨幣，扣掉購買該國進口品後剩下的外匯。至於外資淨流入，則有人直接將外匯帶進國內，不必經由商品的買賣。

很明顯的，外匯原本理當用在購買外國貨來增進國人的福祉，現在沒用的也準備未來用，決非要在國內購買本國人生產的商品。若將剩餘的外匯用在國內，就會形成「太多的錢追逐太少的商品」，這就是通貨膨脹；若拿來追逐股票和房地產等資產，就會形成「資產炒作或資產膨脹」，泡沫金錢遊戲就會來到，外匯存底愈多、泡沫就愈大。問題是：留多少外匯才適當？

根據眾多理論和實證文獻的討論，大體上有這樣兩點共識：一為外匯準備（存底）隨著進口的增加而增加；二為外匯存底隨著國際收支的不穩定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不過，雖有這樣的共識，卻沒有一個公認的方式，可用來計算其最適量。

最適外匯存底何在？

曾有實證研究指出，以ＧＤＰ的百分之十或三至六個月的進口值為最適外匯存底數量的衡量標準。以中國2007年一兆六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數額來說，相對於ＧＤＰ的比率高達百分之五十，也足以供高於十五個月的進口來看，都表示中國的外匯存底太多了，無怪乎早就出現經濟過熱，而股市、房市投機炒作熾熱的泡沫經濟和通貨膨脹蠢蠢欲動也極為自然。而多年來中共祭出「宏觀調控」措施，成效不彰，主因就在不尊重市場機能，尤其對匯率的管制更是讓出超持續、熱錢不斷流入的最關鍵因素。早已有「熱錢創天量，調控政策如履薄冰」的評論出現。而經濟大泡沫，甚至是經濟大海嘯的危機正伺機而動呢！

一九八○年代日本游資泛濫，其經濟有「日本第一」（Japan No.1）之稱，日本人豪氣干雲聲稱要買下美國，果真「不計成本」的「以重金」買下美國的摩天大樓和美國本土企業，一時之間美國人灰頭土臉，意氣消沉，而日本人洋洋得意，但沒多久就經營不善而廉價脫手，於是龐大的銀行債務還不起，引發金融機構系統性風險，金融風暴觸發經濟不景氣，一九九○年代的日本乃被稱為「失落的十年」，之後日本持續紓困，實施低利率、零利率政策，此種類似「印鈔救市」的政策，讓日本經濟一直「昏睡」，迄今仍然醒不過來。一九八○年代的台灣，前半期固守一美元兌四十新台幣匯率，促進出口，管制進口的結果，外匯資產猛增，「台灣錢淹腳目、淹肚臍，甚至淹到鼻子」，促發泡沫金錢遊戲，而「漂浮的賭城」之稱呼足以說明台灣當時的投機炒作、賭風之嚴重，人心被腐蝕的結果是人性的貪婪被誘引到極致，因而對實際生產工作愈見疏遠。「走短線」心理一旦形成，好逸惡勞的懶性也隨之出現，緊守生產工作崗位者在類似「五鬼搬運」的操作下，固定的所得「相對地」減少，所得分配的劣化也愈見明顯。結果是，工作倫理逐漸減弱、喪失，社會上的不平之氣不斷擴散、瀰漫，連帶的「暴力」行為也逐漸成風。一時之間，台灣大小企業紛紛外移，絕大部份西進中國，填補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招致外資裹足不前的漏洞。

日本和台灣的慘痛經驗不但沒成為中國的啟示，中國竟重蹈覆轍且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累積近四兆美元的天量外匯存底，不但讓中國內部股匯市、房地產炒作熾熱，金錢遊戲、五鬼搬運更大行其道，偌大的泡沫破了再吹一再循環，能再拖多久呢？另一方面引發國際熱錢的高度流動，而各國的貨幣戰爭也愈見熾熱，「伊於胡底」，只能無語問蒼天。

一個中國兩個世界

在政府驅動型投資和新重商主義政策下，經過近四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已被割裂，各省間地域之差、城鄉之差、貧富之差越來越大。一線城市發展的同時，掠奪了週邊城市的各種資源，致使週邊城市越貧困。改革開放初期，河北省的三十二個環京津貧困帶的縣城經濟與京津二市的遠郊十五縣基本處於同一發展水準，但二十年後兩者間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形成巨大落差。就北京市發展來說，其越發展，週邊城市就越貧困，因為這些城市的資源被北京「吸」走，致這些城市「嚴重貧血」，被稱為「吸血型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