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19日

(二)後發優勢V.S.後發劣勢

楊小凱對中國內部都在講的「中國有後發優勢」深不以為然，他舉一個叫作沃森的已過世經濟學家所提「後發國家有後發劣勢」的觀念。畢竟後發國家可以模仿先進國家，少走彎路，但是你可以模仿制度，你也可以模仿技術。日本當年走的就是模仿制度，政黨自由、專利制度，它都模仿，這樣會有後發優勢。但中國就是模仿技術、模仿工業化模式，不模仿制度，就會形成後發劣勢。因為光模仿技術，短期內發展實效很好。但不模仿制度，就等於你造了許多汽車，而沒有建高速公路一樣。制度就像高速公路，你到一定程度汽車就走不動了，結果前功盡棄，可能一下子垮下來了。

楊小凱以蘇聯為例指出，蘇聯一九三０年代、五０年代的增長率比經濟崛起時的中國還高，西方搞的大量生產，生產流水線，標準化，什麼泰勒科學管理，在蘇聯叫定額管理，它都學，僱了很多美國的專家，但是制度不學。制度還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它用一種非常落後的制度去模仿非常先進的技術，那增長率很高啊。那又怎麼樣，說垮就垮了，它一下子就垮下來了。

據楊小凱觀察，中國所用的工業化模式比當年蘇聯更厲害，它模仿香港、台灣，叫勞力密集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但它制度不模仿的話，有可能這個技術模仿的潛力耗盡以後，就像蘇聯一樣垮下來。楊小凱舉中國出口的強項電視機為例，指出全世界到處都是中國做的電視機，而這是一個後發劣勢的例子，它基本上是進口電視機生產線，就是模仿技術，但是這些工廠都是國營工廠。它制度上是不模仿的，利用這個，再加上出口導向，想要趕超、跨越。楊小凱認為，長期來說，這種策略是會失敗的，就像蘇聯，技術模仿的潛力耗盡後，制度的弊病就會暴露，所以這叫做「後發劣勢」。後發劣勢中國人不想聽，他們一天到晚講後發優勢。楊小凱表示，中國在十六大後，又把大門敞開，官商勾結，錢操縱權，用權來賺錢，這個實在很糟糕，也是中國主要的大問題。我們很有必要了解楊小凱，才能對其言論更有體悟，也才能判斷該相信誰的看法。

已在全球學術圈大放光芒的楊小凱

楊小凱在1968年中國文化大革命之際，就讀湖南省長沙市一中高一，正值血氣方剛，寫了一篇名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批評中國政體的不民主，被當時的湖南領導華國鋒舉報、中共「頭號理論家」康生與毛澤東、周恩來點名批判，責以「思想反動」罪名，於是湖南當局以「反革命罪」判其十年徒刑，先後在長沙市看守所、湖南省模範監獄和岳陽縣建新勞改農場坐牢（關牛欄）。牢中受苦想當然是不堪回首的，倒是當時在牢中尚有甚多高級知識分子被關在內，年輕的楊小凱拜這些人為師勤學苦讀，尤其對數學和英文有重大成效。

1994年11月25日到1995年2月25日，楊小凱應當時任台大經濟學系主任張清溪教授之邀到台大擔任國科會特案研究員。張教授回憶說，楊小凱在聊天時告訴在場人士，他現在做的經濟理論大方向，就是在牛欄裏想出來的。當年被關在牛欄裏的人形形色色，有地下反對黨領袖、有從事當局不允許自由經濟活動的民間企業家，有強盜、小偷、不同背景不同政見的政治犯、牧師、作家、教授，還有國民黨時代的官員。楊小凱從這些人身上看到、聽到、感受到許多故事、理想、冤曲、知識，以及社會政治現象。他暗自盤算：「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我一定不能讓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段黑暗歷史告訴給世人，因為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後來楊小凱真的靠其驚人的記憶，寫成《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一書。該書被《中國之春》主編胡平稱為「描寫共產黨監獄生活的傑作」。

經過這段修練歷程之後，楊小凱居然完成了高中和大學學業。刑滿出獄的1978年，由於當年陷害他的華國鋒已成為「英明領袖」而不能立刻平反，他以原名楊曦光找不到事才改用乳名小凱。由於楊小凱對經濟理論用心鑽研，發表許多論文而受學界矚目，1982年受聘為武漢大學經濟管理系助教。當時美國興起一股吸收中國傑出學子的風潮，擔任該項選才任務的鄒至莊院士發現楊小凱，乃推薦其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當時還曾因所謂的「反革命問題」沒平反，出國受到阻撓，最後才好不容易成行，但也連累了同情他、幫助他出國的武漢大學校長被撤職。

在順利取得普林頓大學博士之前，楊小凱曾於1987到1988年在耶魯大學的經濟成長中心做一年研究員。畢業後隨即赴澳洲莫納石大學任經濟系講師，一年不到升為高級講師，1992年又升上教授，其升遷速度在澳洲史上甚少見，這也足以顯示楊小凱的研究成果確有過人之處，他也曾擔任世界銀行顧問。

創建「超邊際經濟學」

楊小凱不僅著作甚多，品質更為驕人，其所獲的榮譽也極多。不過，楊小凱念茲在茲的，還是「中國要往何處去」，他在被關的十年中想到很多經濟問題，而在普林斯頓大學要寫博士論文時，拿出當年的筆記，發現絕大部分他的「問題」，人家早就解決了，但有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分工，卻一直未被深入研究，這就成為他博士論文的主題。因為這個問題太基本了，指導教授認為這麼根本的問題哪還有什麼可以研究的？後來每次他上台報告論文進度時，台下的教授們就分為兩派，贊成他的與反對他的，吵成一堆，沒有他插口的機會。一般經濟的選擇問題是「多或少」（生產多少），而分工則是「有或無」（生產這個，不生產那個），因此通常的所謂「邊際分析法」就不適用，於是楊小凱創建了「超邊際經濟學」 (Inframarginal Economics)。2003年莫納石大學成立「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楊小凱是中心主任。他在1998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就是以此概念為基礎，其自認該書是自馬夏爾（Alfred Marshall）以來的第三代教科書。

在楊小凱著作中，最被人稱譽，也是楊小凱自認最有創見的，是1993年與黃有光教授合著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個新興古典個體經濟學架構》（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楊小凱自己也最常引用該書的觀點，該書是把古典經濟中關於勞動、專業化，以及經濟組織的理論，用一個數學結構組織起來的新分析法。楊小凱也以該理論來解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並比較中共和蘇聯體制的差異。他指出，由於經濟發展過程是由勞動分工演進過程決定，而市場大小、組織複雜性，以及貿易依存度都由分工程度決定，在人類沒這些知識時，私產和市場制度是用來試驗不同的分工組織，而得到這些知識的有效方法，但社會主義制度和政府都不能創造它們。不過，當資本主義制度創造了發達的分工組織後，落後國家的政府卻可無償得到這種組織的資訊，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質，就是用計畫經濟模仿資本主義的組織，但卻用強盜法將創造這些組織的私有財產剝奪，並廢除公平的市場。

楊小凱對理論和現實問題間的關係有其獨特看法，提醒自己在提供實用性服務時，一定要對理論的侷限性有清醒的了解，他自己做學問時總強調數學模型和概念的嚴謹，不喜歡空泛的「思想、觀點」，但分析實際經濟問題時，卻更信任自己的直覺，而不信任那些簡化得不現實的數學模型。經過數年的辛勤努力，楊小凱的確已有相當成就，已在全球具崇高學術地位，並逐漸吸納華人青年才俊形成堅強的學術社群。其實，楊小凱不只在學術圈大放光芒，在世俗政治或政策上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放權讓利之後，在物質生活上已有很大的進步，但也同時顯現出極大的瓶頸，21新世紀開展，關於「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論辯就是對主要癥結的討論，簡單的說，也就是自由民主體制的能否儘早建立和落實課題。在這方面，楊小凱有著深入的觀察，特別是他出生在中國，對「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深切大課題早就關心並逐漸累積豐碩成果。由於楊小凱不是以「私利」作為出發點，在經過十年牢獄的體驗，並且浸淫西方學理和分析工具，以及由歷史的經驗尋求妥適的解決之道。我們已經可以說，經過數十年的鑽研及觀察比較之後，楊小凱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收割時刻，正待揚帆展現他對未來中國體制轉變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