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27

(六)認清中國經濟的真相

經由以上的反覆解析，可知中國經濟走下坡且已瀕臨破滅邊緣，各國理應有所警戒，但2015年三月下旬，英法德義等歐洲主要國家，不顧美國的反對，加入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跑第一的竟然是美國最好的盟友英國，而英國財政大臣更在電話中直接拒絕美國財長要求他「三思」之請求，很高興的宣布英國成為「加入亞投行的第一個主要西方國家」。法德義對英國「偷跑」相當不滿，趕緊跟進，導致美國在這場外交戰中兵敗如山倒。除了外交輸贏外，此舉是否還意謂著歐洲強國想拓展與中國經貿關係，期盼分得一杯羹？

回顧中國發起亞投行，乃因2010年達成的擴充其投票權的國際貨幣基金(IMF)改革協議，遭美國國會擱置，表面上是宣稱亞投行可能在人權、環保和勞工等問題上達不到國際標準，實際上是不想讓中國擴大影響力。美國國會的杯葛，卻弄巧成拙，讓中國有機會爭取權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9月出訪亞洲鄰國時，提出籌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一帶」代表中國往北，可經由俄羅斯、中亞直達歐洲；「一路」代表中國往東南，可以經過台灣海峽、印度、東非抵達歐洲。

中國2014年開始落實「一帶一路」戰略，該年10月在北京與二十國簽署協議，成立亞投行，資本額一千億美元；年底又設立規模四百億美元的絲路基金。習近平希望藉由「一帶一路」戰略，為經濟發展尋求新動力和出路，並與沿線國家加強合作，擺脫美國主導國際政經的現況，實現強國大夢，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就是落實「一帶一路」的金融載具。

對於中國主導亞投行，論者有「一石多鳥」的評價，因為，「一帶一路」不僅可把中國淘汰的產能轉移到陸上及海上絲路國家，(1)解決中國產能過剩和資金過多問題，(2)也能帶動中國中西部的經濟發展，(3)讓中國企業走出去，促進經濟結構轉型，(4)還能鞏固中亞國家對中國的能源供應。此外，(5)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資金來源，不僅是中國龐大的外匯存底，還能拉攏其他國家的資金，有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6)不讓美國獨享國際經濟金融的話語權。

「亞投行」的確是中國一石多鳥的「規劃」，問題就在這只是畫大餅，更是計劃經濟的典型做法，是30多年中共一貫的手法。此種掠奪資源式的發展模式，將使上文詳述過的超大量「產能過剩」、「供過於求」的怵目驚心後果，鬼城、蚊子館耗用且掏空資源，而環境汙染、地方債、企業債、金融資產大泡沫等等大後遺症更為嚴重。

其實，中共祭出「亞投行」、大建設這種誘餌，正凸顯其經濟危機之深重。最明顯的就是「經濟成長率」萎縮，連官方都在2015年公開宣稱降為7%，且將低成長稱為「新常態」來掩飾，而日本央行總裁估計僅5%，章家敦在《富比士》撰文指出，根據IMF的公式，中國經濟是以接近2.2%甚至是2%的低速增長，上海市長在2015年初已宣布不拼GDP增長。中共當時一連串降息等刺激經濟政策都失效，也顯示連短暫效果都不見！中國氣數已盡愈來愈明顯，如今連一向對中國吹捧的專家都一一反轉看法、唱衰中國，大前研一是急先鋒，2015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David Shambaugh(沈大偉)這位親北京派教授，竟在《華爾街日報》撰文，預言「中共即將崩潰」，還列舉五大理由佐證。他又說習近平極力阻止自己成為中國的戈巴契夫，執意集大權於一身，結果反而讓共產黨一步步邁向分崩離析。看來「中共將崩潰」已成為共識，中共當局正極力掙扎，其在南海的軍事武力展現似在掩飾經濟的敗壞，而「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祭出就在拉各國陪葬。

當2016年底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揭櫫「重建美國」、「重塑中國」、「重振世界」大旗，重鋪1980年代雷根「讓美國再偉大」大道，以「反共」、「公平貿易」為中心思想，對中共展開貿易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的提高中共進口產品的關稅率手段，進行「以暴制暴」、「以惡制惡」，期望「以戰止戰」，逼迫中共進行改革。到2018年6月，美國經濟竟然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強勁的成長趨勢，而失業率和就業率都創下最佳紀錄，美國企業家稱為「川普奇蹟」。反觀中國經濟卻落入愁雲慘霧，經濟下滑、物價攀升、投資和工業產值縮水。同時，8月2日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公開宣示，取消220億美元的中共在馬來西亞的「一帶一路」核心投資項目，使「一帶一路」嚴重受挫，包括斯里蘭卡在內的許多國家也都拒絕中共的「一帶一路」投資。

川普更風塵僕僕地奔波，聯合俄羅斯、歐盟、日本等制約中共。而中共內部各派勢力蠢蠢欲動，會不會掀起血雨腥風的鬥爭，中國政經會不會有天翻地覆的變動，值得密切觀察。不論如何，外資撤離，中資外逃所顯示的中國經濟崩塌就將到來！

八、台商怎麼辦？政府如何做？

自1978年底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放權讓利」以來，台商赴中國經商投資就絡繹不絕。由於兩岸政治對立的特殊環境，政治經濟糾葛不清，台商的角色及所擔負的風險也難免微妙和不確定性高。近30多年兩岸經貿的演化究竟如何？在中國經濟走下坡下，台商將如何因應？台灣政府又將如何作為？

(一)台灣外貿的演進

台灣是一個海島，對外貿易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自1950年代末期在尹仲容領導下，展開「第一次經濟自由化」運動，打破保護主義藩籬之後，外貿的重要性就愈來愈凸顯。以進出口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來看，迄1968年已逾50％，到2006年且超過90％，迄2014年為止，除2009年外，近10年來每年都超過100％。

在中國放權讓利、改革開放之後，台灣原本以美國為最大出口市場的態勢逐漸轉向中國，自2002年開始，台灣對中國的出口總額已超過對美國的出口總額。以2014年的數據看，台灣對主要國家或地區貿易表現延續上年增長趨勢，對中國大陸及香港、美國、日本、南韓和歐洲的出口成長幅度皆高於整體出口成長。出口比重超過10%者依序為中國（26.18%）

、東協六國（18.68%）、香港（13.56%）和美國(11.11%)，惟對中國出口僅成長0.41%。同期間，台灣自主要國家或地區進口除自日本及南韓外，其餘均呈正成長；其中自中國大陸進口成長超過一成，較為顯著。若中國和香港合計，出口比重在2014年高達39.74%，較上年增加2.83%；進口則占18.15%，增加率12.38%。

進一步觀察台灣製造業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以中國自台灣的進口值除以台灣總出口值的百分率表示），就2015年的資料來看，高於整體經濟（38.97％）的業別共有9個，依數字大小分別是光學；照相；計量；醫學等產品（77.32％）、精密儀器；鐘錶；樂器(71.58%)、石料膠泥水泥陶瓷玻璃及其製品（52.37％）、電子產品（49.88％）、化學品（48.83％）、塑膠及其製品（43.55％）、電機產品（42.69％）、機械及電機設備(42.66%)，以及塑膠橡膠及其製品（39.72％）。

(二)台灣對外投資的今昔

早期台灣的經濟發展曾大力依賴外援，尤其是美援和日資，迄對外貿易興起台灣經濟奇蹟出現，逐漸開展「對外投資」，早已大於外人赴台投資。根據官方統計資料，台灣對外投資始於1959年一筆對馬來西亞水泥廠以機器折價所做之投資。在1980年代以前，政府「核准」的對外投資並不多。自1959年至1979年，台灣對外投資的累積金額約為59百萬美元，主要投資國家為菲律賓、印尼，以及美國，而主要行業為食品飲料業、化學製品業、非金屬及礦產物製品業，以及貿易業。此一階段台灣對外投資的型態屬於擴張型，亦即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海外行銷據點（美國），掌握天然資源及生產所需之原料（東南亞），而在分工方式上則屬垂直分工。

到了1980年代，台灣出口品結構改變，電子及電器製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產品。由於此類產品較其他出口品更需要在出口國設立行銷據點，以進行建立自我品牌、售後服務等行銷策略，因此許多生產此類產品的廠商紛紛進行海外投資，使得1980年代初期台灣對外投資迅速成長，此由國民生產毛額（GNP）自1983年起即超越國內生產毛額（GDP）可以得知。發展的另一個可能因素則據有關研究表示，是政府逐漸重視與肯定對外投資的重要性，其具體作法包括修改對外投資法令以降低對外投資廠商需具有的實收資本財務標準，以及對屬於天然資源之開發或加工給予租稅獎勵。自1980年至1986年，台灣核准對外投資累計金額約二億一千萬美元，主要投資國家為美國，主要投資行業為電子和電器製品業，以及化學製品業。

如上文所述，1980年代中期起，台灣國內部投資環境迅速惡化。最常被提及的肇因，除了全面勞工短缺，造成實質工資及單位產出勞動成本上升之外，土地使用成本上升、新台幣價值高升、治安惡化、生活品質低落，以及環保意識抬頭等，使得對外投資不僅數量大幅增加，其投資型態與分工方式也明顯改變。自1988年至1993年，台灣核准對外投資累計件數超過1千6百件，金額高達67億美元，主要投資國家為美國及馬來西亞，主要行業為金融保險業、電子和電器製品業，以及化學製品業。雖然此階段的許多對外投資仍具擴張性及垂直分工的性質，但愈來愈多的投資則具防禦性（定義於下文說明），而且具水平分工的性質。此點可由對東南亞諸國投資急遽上升予以說明。另外，政府於1987年 7月公佈實施〈管理外匯條例〉，加速外匯自由化，並且於1989年大幅修改對外投資之法令，修改對外投資方式、種類、範圍的規定，廢除財務標準，並明訂廠商之權益。這些有關法令的修改對此階段對外投資的增加，可能也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