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27

《經濟日報》的該篇社論還曾引起一場筆戰，不論如何，我們可以發現，同一樣事實數據，卻有截然相反的解讀。所以，這樣的爭論恐怕是沒有意義的，而對政策究竟應開放或管制的辯論也恐怕是無謂的。前立法委員林濁水在詳查兩岸的產業現狀，諸如：台商的全球運籌布局，兩岸IC、PC的比較利益布局，中國內需市場的進入等等現狀後，就感嘆說：「所謂三不三通、要不要維持40%對中國投資上限、台灣依不依賴中國、邊不邊緣化、或者亞不亞太營運中心等等，從經濟面來說，都已經沒有什麼政策上的意義了，然而雙方卻仍然捉住這樣的題目，耗盡力氣熱戰不已，而真正的政策發展策略，就被耽誤了。」

由上文所列出的各項數據，所反映出的現象已被不少論者認為台灣對中國經濟已經「依賴過度」了。雖然到底比重多大才是「過度依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超過四分之一，甚至達一半以上應該是頗高的了，因而由貿易、投資和產品結構這三項數據顯示「台灣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不過，到底「過度依賴」的缺點何在？論者也舉出相對年度的失業率來比較分析，台灣的平均失業率，在2000年時還只2.99%，2001年就跳升為4.57%，2002年達到最高峰（5.17%），2003、2004年和2005年雖然回降，但仍分別達4.99%、4.44%和4.13%，迄2016年，仍在4%左右徘徊。單以對中國投資比重和平均失業率兩種指標數據，在近幾年幾乎呈現亦步亦趨的正向變動而言，會有「台商西進讓台灣產業與經濟掏空，就業機會流失、失業率上升」的結論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儘管這樣子的推論必須做進一步檢視，而且勞動市場是落後指標，況且1996年以來台灣勞動市場受「制度性」因素（特別是勞工法令）的衝擊頗大，加上台灣平均失業率的跳升比赴中國投資比重躍升還早了一年，因果正好與勞動面是落後指標、比較慢反應的理論預期正相反，可是我們卻不能輕忽「依賴」在兩岸間的意涵。我們知道，在自由民主社會裏，「交易」、「貿易」是自然出現的，而「分工合作」也是到處可見，自給自足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此，說是「相互扶持」或是「相互依賴」都是可以的。所以「依賴」原本不應該是一個負面的名詞。

其實，「貿易依存度」一直就是表示兩國間貿易的熱烈程度，而我們也都清楚、明白，一直以來，美國都是台灣最重要的「進口國」，就是說台灣產品很大比例出口到美國，而日本則是台灣最主要的產品供應國，亦即台灣自日本進口很多東西。因此，說美國和日本是台灣經濟最「依賴」的兩個國家，應該不會有人反對，雖然多年來也都有「應該分散市場」的聲音出現，但都不是那麼的憂心。那麼，三十多年來，在中國門戶開放、改革開放和放權讓利下，依「比較利益原理」，兩岸經貿逐漸熱絡，迄今台灣對美國的「依賴」相對轉移到中國，為何就會有「憂心忡忡」的聲音出現？

再就「對外投資」來看，它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某一種程度之後就會出現的自然現象，為何台商到東南亞或中南美洲國家投資就沒有「依賴、掏空」的顧慮，但赴中國投資卻有另番憂疑呢？1980年代風行中南美洲的「依賴理論」正可說明，該理論係以「人治社會」為背景發展出來的，亦即不論是貿易或投資，由當權者一個命令就決定「開放」或「停止」。當貿易或投資比重到某一程度時，基於政治利害突然喊卡，當事者的損失絕對慘重，於是「經濟人質」就出現了，亦即商人只能順從獨裁者的命令並依其指示行事，否則財產、事業，甚至生命都不保。那麼，當今的中國是否就是如此呢？

由中國祭出〈反分裂國家法〉之後，奇美企業創辦人許文龍的遭遇就可知一斑，許先生的飽受威逼利誘，在日本《產經新聞》2005年4月26日刋出的「日本政策研究中心」所長伊藤哲夫調查報告中已證實，這對其他台商自然產生「寒蟬效應」。既然中國已暴露其「人治、極權體制」的現實，在「政治干預、指導經濟」下，適用於自由民主社會的經濟原理在那裏就行不通，而「台灣經濟過分依賴中國」也當然就不會是好事了！那台灣產業要往何處去？最好的辦法是中國體制轉為「民主法治」社會，而建立台灣為「公平公正安全和諧舒適的生活和投資環境」，屆時「全球分工」自然就會導引產業往最適合發展的地方，根本不必煩勞政府從事規劃、保護。因此，全球人士一起來扳倒「中共」就是正路，而2004年底以來中國內部掀起「退（共產）黨」熱潮，顯示共黨倒台徵象已露，推波助瀾的良機不可錯過！

撇開上述敏感话题不談，就是「純經濟面」，光是貿易摩擦和非關稅貿易障礙，就已非常棘手。我們知道，台灣近年遭受貿易對手國實施反傾銷措施的情形雖漸趨緩。但根據WTO的統計，中國卻早已成為全球WTO成員中，遭受反傾銷措施最多的國家。從1995年到2005年上半年，全球反傾銷措施共2,743件，其中針對中國商品的就有430件，約占16％；1995至2014年間，會員國提出的反傾銷申訴中，中國更占約25%，遠超過其他國家。

此外，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中國出口產業面對各國實施的非關稅障礙日增，其中即有高達60％的出口企業，面臨其他國家實施之技術性貿易障礙，對中國每年整體出口的影響金額高達400到500億美元。兩岸如何有效預防與因應貿易摩擦及各式的非關稅障礙，尤其台商應如何避免被波及，有必要認真審慎思索。

再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兩岸競爭力」訊息。那是多年來一直備受矚目的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全球競爭力報告，2005年的資料已經顯示，在接受評比的60個國家與經濟體當中，台灣的競爭力排名由上年的12名晉升1名至第11名，而馬來西亞、西班牙和中國三個國家的總排名滑落，中國退步7名至第31名，退步名次幅度居全球第二（僅次於馬來西亞的退步12名）。IMD特別指出，這反映企業界對中國快速成長情勢能否持續之質疑，也點出中國經濟發展的若干限制因素，包括薄弱的金融制度、基礎建設，以及公司治理等。這個評論與2003年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其中對中國的評比可說異曲同工。

WEF製作的競爭力排名，和IMD一樣受到全球矚目和重用，可說深具權威性和公信力。在102個接受WEF評比的國家中，該年發布的2003年～2004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競爭力總排名退步6名，主因有三：一是公共制度品質惡化，二是公部門的貪污情況嚴重，三是司法獨立性表現不佳。這三項原因和IMD2005年的說法大同小異，都直指制度面的缺失，更值得注意的是，IMD在2004年的評比中，還將中國的名次上拉五名，而WEF在2004年仍持續拉低中國排名，由第44名降為第46名。因此，WEF維持一貫看法，而IMD在2005年也跟進。

所以，至2005年這兩個名聞全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發布機構，已都有志一同指出中國面臨「制度性危機」，以另一個名詞來表示，就是出現「後發劣勢」。顧名思義，「後發劣勢」是「後發優勢」的相對名詞，後者早就被學者提了出來，意思是「後發展的國家可以學習先進國家，由於可以吸收長處且避免犯相同錯誤，往往可以事半功倍」，亞洲四小龍就被公認是顯例。不過，近年卻有「後進國家可模仿先進國，少走彎路，但可模仿制度，也可模仿技術，前者會有『後發優勢』，後者則走向『後發劣勢』，甚至於陷入『後發者的詛咒』，亦即被一時的成功沖昏了頭而志得意滿，忘了進一步改革發展」的說法出現。

如上文所說的，2004年7月7日去世的華裔著名經濟學家、對中國的走向卓有深厚研究的楊小凱，早就認為中國屬於「後發劣勢」，當技術模仿潛力耗盡後，制度的弊病就會暴露。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物質經濟固然有所斬獲，但「人治」、「極權」體制卻鐵板一塊，中國依然抱持「共產體制」不放，想要實施不可能實現的「具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要知「民主、自由、市場」是成熟自由經濟的特徵，只有在民主法治體制下，生命財產才可得到保障，也才有明確的市場規矩可以遵循，進一步發展成「安和樂利」的社會也才有可能。

因此，除非中國趕緊放棄共產走向民主體制，否則「後發劣勢」是無法扭轉的了，早在十年前，IMD和WEF的報告就予以證實，而中國的社會問題叢生其實也早已相印證了呢！「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應非虛言。那麼，熱衷西進的台商們，怎能不戒慎恐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