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23日

天妒英才中國和世人的不幸

2003年9月楊小凱接受《大紀元時報》記者肖靜專訪，分上、中、下刊於128～130期的訪談內容可見端倪。當時中共的十六大允許資本家入黨，楊小凱明指是將「官商勾結制度化」，他認為不實行憲政改革，只學技術而不學習「好資本主義」的制度，中國的經濟只能是後發劣勢，而共產黨的政治資源正越來越少，不實行政黨輪替和黨內民主，將會連體面下台的機會都失去。楊小凱舉史實來說明：為什麼工業革命在英國，而非西班牙發生？十六、七世紀的大西洋貿易是一個國家富裕的基本動力，凡是沒有大西洋貿易的義大利、東歐的一些城市發展都很慢，而跟大西洋貿易有關係的西歐城市都發展的很快。

當時的西班牙在大西洋貿易的條件比英國好多了，為何沒發展起來？主因就是只有大西洋貿易還是不行的，英國除了有此條件外，在1688年有個光榮革命，之後把王室對大西洋貿易的壟斷打破了，而西班牙一直就都由王室壟斷，此亦即當今社會的國營事業。由於英國的大西洋貿易好處大部分歸於民間，就是一些小私人公司，有的原先是地主，看見有錢賺就投資大西洋貿易，這些人跟王室沒啥關係，當憲政改革後，他們發了財繳稅而後可在議會具政治影響力。這個發展過程出現了很多制度創新，包括王室的財產和國家銀行分開，執政黨不准從事營利性事業，成立企業不需要批准，自動註冊，廢除對高利貸的限制。

楊小凱指出，廢除對高利貸的限制以後，就沒有高利貸，限制高利貸它就有高利貸。他認為溫州有很多高利貸錢莊，就是因為中共限制私人搞銀行。而英國的經驗就是你把限制一丟掉，就沒有高利貸了。這些制度創新都是因為1688年的光榮革命把它的專制制度改成了憲政制度。楊小凱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問題正好在這裏。中國的三十幾個行業不准私人經營，包括銀行、保險、汽車製造、電信、賺錢的外貿等，不但不准私人經營，它還有嚴格的許可證制度。國營企業沒有許可證也不准經營外貿，由外貿部等少數機關壟斷了太平洋貿易。所以它走的這條路就像當年西班牙走的那條路，那它就很難真正發展起來，制度創新也就很難。

楊小凱已在全球學術圈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深具影響力，除了上提對中國發展的深刻觀察外，可由他「被公認是華人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有希望的人選」見偳倪。獲得諾貝爾獎桂冠，不但是學術圈裏最高榮譽，是學術地位的肯定，而且在俗世裏也最被尊崇，得獎後的一言一行都具高度影響力。最重要的是，各國政要都會將諾貝爾獎得主奉為上賓，並會將他們的建議當作一回事，甚至於邀請他們參與國家政策的擬訂。2006年底去世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 （M. Friedman）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頂著諾獎的光環遊走各國，特別對極權國家政府的實施自由經濟政策有所影響，智利皮諾契特軍政府的實施經改就是一顯例(上文已提過)。

以楊小凱已有的學術成就，早已獲得1972年諾獎得主亞羅（K.J.Arrow）、1986年得主布坎南（J.M. Buchanan）教授的極力讚揚，被推薦並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應是早晚的事。一旦獲獎，聲名大噪之後發言份量頓時加了好幾倍，北京政權也應會向其請益，楊小凱的建言也就會產生莫大影響力，對於中國的免於走入「後發劣勢」泥沼，以及早日邁入自由民主、真正脫離共產體制，都會有意想不到的催化力。我之所以對楊小凱會有這樣的信心及期望，最主要的因素是他對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A. Hayek)學理的高度肯定和推崇。高舉自由火炬的海耶克，一生對抗並拆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假面具，他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小書被認為是自由世界能免於共產主義荼毒的大功臣。得到海耶克思想精髓的楊小凱，當會把握機會推展海耶克理念，而中國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大道也應指日可待，將「中國的民族主義」掃除也非難事。奈何楊小凱英年早逝（五十五歲而已），我的這個期待也就落空了，這難道不是中國人民的不幸，也是人類的一大憾事嗎？

關於中國改革的關鍵在於制度變革，最先提出的應是全球知名產權學者張五常，我在上文已指出，他早在1981年就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這本小書中，明白指出，中國的開放腳步若太慢，就會走向「分類管制」局面，想再進一步改革就戛戛乎其難哉！很不幸的，中國以「漸進式」且在中共最高管制權力下進行改革，迄今貪污舞弊已成「系統性」盤根錯節，既得利益者勢力龐大難撼動，而林毅夫還為表相的高經濟成長沾沾自喜呢！

(三)在「中共」主導下不能改革

其實，除非共產體制徹底瓦解，否則中國經改的瓶頸難以突破的見解，上文提過的，1988年中國放權讓利改革十年時，弗利曼就向當年掌經改大旗的總書記趙紫陽明示過了。那是1988年9月19日下午，弗利曼夫婦與趙紫陽在北京談兩個小時，而弗利曼返美後罕見地寫給親友一封十多來沒寫過的「聖誕信」，就是評述趙紫陽，內容是「對這個帶領中國走向較多地依靠市場運作的人，及其智慧，我們有極為良好的印象。他對經濟問題有很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決心擴大市場的範圍，願意試驗與學習，虛心地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而在此同時，他又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要是他能成功的話，這是很妙的技巧了。」

準此，趙紫陽在中國早期的經改的確是有成效，但由於他要「維護共產黨最高權力」，明顯與擴大市場範圍扞格，其遭逢改革困境是必然的。如上文所提，全球知名的產權學者張五常，早在1981年就憂心中國若改革步調緩慢，會走向印度的「分類管制」之路（指的是1991年改革前的印度）。於今觀之，果然！因為趙雖被軟禁，但其漸進式且在維護共黨最高權力的經改路線仍被執行，矛盾終於產生，於是「體制性貪腐」及「後發劣勢」局面赤裸裸出現，著實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