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07日

五、從產權理論看中國放權讓利經濟改革

從一九八０年代以來，蘇聯和東歐之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如骨牌般地紛紛瓦解，社會主義國家所面臨的經濟改革問題，成了世人注目的焦點，而大眾所關心的，不只是共產主義政權為何垮台，更關心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將何去何從。過去，強調以「公有制」為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於對市場機制的不信任和對私人財產的敵視，將生產性的財產絕大部分變為國家和集體擁有，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場。甚至到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和共產國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仍是，如何從過去的統制或指令式經濟體（command economy）轉換為市場經濟。

無疑的，共產中國是其中一個備受世人矚目，由共產統制經濟體轉向自由經濟體的大國，其轉換方式與蘇聯極為不同。不過，儘管方式有別，由公產轉為私產這個關鍵或基本點卻沒有差別，但中共的漸進式改革無疑在初期頗受肯定。中共在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之前，實施以行政管理和公有制為主的計劃經濟，經濟管理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形成計劃上統包統攬；財政上統收統支；流通上統購統銷；就業上統包統配；物價上統一規定的現象。

這種以「強制性」的方式界定每個經濟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不允許當事人之間自願談判和交易。每個資源使用者無法排除他人也可使用，也不能有自己的利益，亦即個別行為人的努力所得必須與社會上的所有人分享，各個行為人得不到正向的激勵，反而儘可能地偷懶以減少損失。由於抑制了競爭和市場機制的作用，使價格訊息遭受扭曲，造成資源配置的不當、經濟效率缺乏、勞動者生產的積極性不足，因而束縛了經濟發展的活力。

從一九五０年代到七０年代末期的三十年當中，中國的工業、農業和國民收入雖然分別以百分之十三點三、百分之四點五和百分之七點三的平均速度增長；財政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百分之十點二，財政支出為百分之十點六，進口總額每年增長百分之八點八，出口總額增長百分之八點一，但其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入的增加，而非生產效率的增加。

因此，在計入人口迅速增加的因素之後，這樣的經濟成長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人民生活素質也普遍低落。除了面臨國內民生困窘的壓力之外，環顧當時的世界局勢，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早在五０年代初，就開始陸續地進行一連串的改革；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更由於經濟的起飛而被喻為「亞洲四小龍」，再加上世界經濟發展中心正由歐美轉向亞太地區，面對國內環境的壓力，以及世界的潮流，中共當局不得不選擇改革之路，朝向自由經濟或市場濟體制邁進。

(一)漸進式的「中國經濟革命」

對於計劃經濟的改革過程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市場化」，讓個人的努力可以排除他人的分享，而「市場化」的改革重點就在於「產權」。匈牙利著名的經濟學家Kornai就明確地表示，社會主義要轉變為自由經濟，最重要的就是產權問題，因為社會主義國家財產最大的缺失在於所有權不屬於個人：國家財產既屬於所有的人，但又不屬於任何個人。由於產權的不明確，導致個人無法得到激勵，經濟也無從發展；因此，社會主義國家要邁向自由經濟之路，勢必要面臨產權問題，這是改革的核心工作。

儘管面對的問題相同，但由於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環境不同，歷史背景也各異，因此各國所採行的改革方式也有差別。一般而言，雖然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改革方式很多，但主要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屬於激進的改革方式，全面推翻舊體制，強調私有化和民主化，以東歐和俄羅斯所謂的「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或「大爆炸」（Big Bang）為代表；另一種則是漸進的改革方式，以中共所採取「放權讓利」（Decentralization）改革為代表，這種改革方式與其歷史背景有密切關係，可追溯至毛澤東於大躍進時期所實行的行政分權，這種獨特的傳統，實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特色。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世界上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是產權問題，而其獨特處在於採取「放權讓利」模式的漸進改革手段。過去，研究中國或東歐、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文獻很多，有關產權理論的西方研究也不少，而在中國，應用產權理論來探討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問題的論文，自九０年代開始也蓬勃發展，但針對中國經濟改革模式，而又兼顧其產權問題者則相對稀少。有鑑於欲深入了解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及其特殊性，就必須掌握產權理論與中國獨特的經濟改革方式，我們就以此為理論基礎探討中國經濟改革課題。

自經濟學的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一七二三～一七九０）一七七六出版的經典《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般翻成《國富論》，這不是好的譯名，因為和史密斯的原意－造福全人類（所有國家的人民）－不太相符，反而有「經濟國家主義」的意涵，而嚴復的譯名《原富》較合適），揭櫫「價格機能」這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開始，價格機能自動調節的結果，會使資源的使用效率達到最優配置，但畢竟人間非天堂，充滿各式各樣的交易成本，致巴萊圖最適（Pareto optimality）資源使用效率點無法達到，以致「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被強調致「政府干預」成為必然。到寇斯（R. H. Coase，一九一０～二０一三，一九九一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提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理念並發展出「產權理論」以來，市場又得到平反，政府也再度退出經濟舞台。但市場機制的運作，必須有一定的制度條件或市場規則（或秩序）為前提；經濟體制的良窳不僅影響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也攸關一國的經濟發展和成長。一九七八年底以來，中國所實行的所謂「中國式」經濟改革，是一個關於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的重大議題。透過此一改革，可對產權理論加以實證和檢驗，這一課題，晚近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