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寫于2011年

有人將“中國模式”解讀為政府的強大和集權是中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減少內耗，從而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其實，這樣的邏輯根本禁不起歷史的考驗，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壟斷一切，國有成為壟斷了經濟的所有方面，但沒並沒給中國帶來繁榮，政治和經濟上的極左使得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可見，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穩定與政府的強大是兩個概念。恰恰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恰恰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滯後，以及政府對資源的支配力過強，才成為中國發展過程中的最大短板，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使得政府過度參與經濟，各級政府官員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導致尋租等一系列的負面行為，窒息了市場經濟的活力，這是中國模式未來急需突破之處而非其獨特優勢。

以國有部門為例，國有部門可謂佔有了絕大多數的政策和金融資源，但就國有企業的效率而言，一直卻面臨不能資源其所的悖論。在2003年之前，國有企業在微觀領域虧損纍纍，依靠財政的鉅額補助才能生存，成為財富的黑洞；在2003年之後，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和財政救助政策，中國的國有企業告別了微觀領域的虧損，到2010年，國有企業的利潤高達近2萬億，但如果分析國企利潤的來源，就會發現，國企的大部分利潤要麼是靠資源，要麼是靠壟斷，2010年中央企業的利潤70%是靠前10家壟斷企業，如果沒有政策優惠和壟斷地位，國有企業在微觀上仍然是虧損和不賺錢的。正是因為國有企業壟斷了資源，從經濟總體而言，反而造成了整個社會財富的縮水。因為，佔有30%資源不到的民營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60%以上，而佔有70%以上資源的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卻只有30%不到，其2萬億的利潤，真正上交財政的只有可憐的400多億。假定這二者佔有資源的比例互換，可以想像對經濟增長的提升有多大。

因此，中國改革30年財富積累的歷史，既不是什麼政府集權為代表的中國模式所帶來的繁榮，也不是什麼威權模式帶來的，而是市場經濟帶來的。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中國的繁榮。如果真的要説，“中國模式”證明了什麼，我想説，中國模式沒有證明政府強大的好處，而恰恰證明了即使在專制體制、壟斷橫行、國家不斷甩包袱、去福利化的情況下，市場經濟也證明了自己的奇跡，在石頭上開了花，結了果。這個奇跡是市場的奇跡，而不是威權政治的奇跡，不是大政府的奇跡。

未來增長的動力仍在於市場化改革和轉型

由於市場化改革和企業的發展壯大，中國經濟保持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然而，隨著改革紅利邊際效應的遞減，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急需尋找新的動力。事實上，200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問題。總的來説，在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必須從依靠投資和出口轉向依靠內需的重大決策以來，擺脫對高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

從現代經濟增長的事實看，無論是前蘇聯在60年代所遇到的經濟增長的停滯，還是二戰後歐洲推行的馬歇爾計劃在70年代導致經濟增長的停滯，以及為人津津樂道的東亞奇跡的終結，事實上都早已證明了，完全依靠資本投入，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無論是克魯格曼還是劉遵義，通過對東亞奇跡的研究都得出同樣的結論，一個國家如果提高投資率，隨著經濟向新的穩態轉變，該國將經歷一個快速增長時期，但這種增長隨著投資效率的下降最終不可持續，如果沒有及時轉型，經濟增長最終會出現明顯的減速，創造了東亞奇跡的國家和地區，莫不如此。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之路基本是在複製日本和南韓等東亞發展模式，一是依靠高投資，一是依靠高出口。應該説，這種模式複製的相當成功，中國經濟依靠投資和出口維持了30多年的高增長。然而，從2004年開始，中國的投資佔GDP的比重超過了40%，2003年到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量年均54%來自投資的貢獻。但是，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在每人平均GDP處於如此低位時維持像中國這樣高的投資率。投資維持這樣的比例，也許在東亞國家有先例，但連續10多年維持如此高的比例，卻是絕無僅有的。我們不能再抱有幻想，認為可以依靠這種高投資的模式再維持20年的增長。投資率高，意味著儲蓄率高，因而必然會拉低消費。不可否認，中國的家庭消費過去20年的增長率絕對值不低，但家庭消費的增長率遠遠落後於經濟的潛在增長率。20世紀80年代，消費在GDP中所佔比重高於50%，到90年代這一比重跌至平均46%，從2003年開始，家庭消費佔GDP的比重開始大幅減少，2008年和2009年都只有35%，2010年為33.8%，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61%）以及越南（66%）、印尼（63%）和泰國（51%）的份額，也遠低於中國的歷史水準。

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在任何經濟體中，産出增長變現為GDP三個基本要素的變動的總量，即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沒有消費，産出就沒有變現的通道，資本迴圈就無法完成。從狹義的“投資”概念而論，沒有投資，就不會有增長，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但僅僅依靠投資卻無法實現可持續的增長。從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歷史變遷看，以“哈羅德—多馬模型”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産出總量的大小取決於資本存量的多少，産出增長的快慢就取決於投資率的高低，投資越多則增長越快。但是，這種將經濟增長完全歸結于資本投入的多少的理論不僅違背事實，也違背經濟學的基本邏輯。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資本投入相同的國家，往往有著不同的增長率。同時，如果單純依靠增加資本投入來實現經濟增長，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必然會引起投資報酬遞減和投資效率的下降。

正是在此基礎上，索洛提出了新古典增長理論，按照索洛的理論，增長的源泉除了資本和勞動投入之外，還有以全要素生産率表示的技術進步。索洛指出，在1909年到1949年的40年間，美國每人每小時的的産出增長了1倍，其中87.5%來自技術變化，只有12.5%來自資本投入。索洛的貢獻在於，他最先證明了在不存在技術進步的情況下，依靠資本投入可以實現短期增長，但不可能實現長期增長，從而糾正了在經濟學界流行多年的“資本決定論”。

對於中國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的過度強大已經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最大短板，而不是知道炫耀的比較優勢，各種腐敗和尋租，無不和政府佔有過多的經濟和政策資源息息相關。因此，周其仁才深刻認為，來自政府的種種威脅，構成對中國社會與經濟的最大威脅。今天，當我們討論“中國模式”，總結中國30多年財富創造的原因時，切不可以政府之強大視為中國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將其視為中國財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側重點。未來能不能鼓勵非公經濟和民間投資，關係到中國未來的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選擇問題。

中國當下的社會，本質上而言，並不是以公司為主導所推崇的平等的市場經濟，權力和政府對於資源的配置仍然具有絕對的主導權。中國的繁榮來自公司的強大，但要確保中國持續的繁榮，不通過限制政府的權力，不真正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不真正實現保障一切私人主體權利的法治，不建立公民社會，恐怕是不現實的，但金融危機以來政府不斷擴張權力邊界，改革出現走回頭路的現實，以及中國市場經濟的知識譜係及其缺陷，決定了這種努力的艱辛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