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寫于2011年

中國每人平均GDP已經超過了5000美元的大關，這意味著，經過30多年的努力，中國已經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水準。對於中國這麼一個基礎落後，資源相對貧瘠，人口龐大，長期以來處於計劃經濟發展模式中的國家而言，不管如何，這都算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跡。由於中國過去30多年選擇了一條不同於其他轉型國家的道路，有人將這種極具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冠之以“中國模式”，並被廣泛討論。

儘管“中國模式”一直並沒有很明確的內涵和外延，但這並不妨礙各界對其的讚揚抑或批評。特別是在今天，當中國的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面臨方向性選擇的時候，討論“中國模式”的成敗得失，並對中國改革開放33年的歷史進行回顧和總結，尋找改革新的共識和突破口，無疑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中國模式的本質特徵是進行市場化改革

 “中國模式”的前身是美國《新聞週刊》駐京記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識”，但對於“北京共識”，無論其倡導者，還是支援者對其認識上卻並未達成“共識”，甚至成了最沒有“共識”的共識。比如，其倡導者認為：中國能夠創造如此優異成績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獨特的經濟和政治體制：它有一個強勢政府和有著強大控制力的國有經濟，有政治精英、學術精英和商界精英組合的帶領，因此能夠正確制定和成功執行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因而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從而創造了北京奧運、高鐵建設等種種奇跡，並且能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繼續保持超過9%的GDP年增長率，為發達國家所爭羨，並成為世界很多國家經濟發展的楷模。

但是，如果將“中國模式”歸結于政治上的保守和經濟上的激進，甚至將“中國模式”歸結于政治精英的集權式的領導和國有經濟的“長子”的作用，這無疑是對“中國模式”最大的誤讀。考察中國模式，恐怕更多的要考察：其一，是什麼力量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和繁榮；其二，集權的政府在中國繁榮中究竟是中國增長的短板，還是獨特優勢；其三，“中國模式”有沒有持續性，其自身的優勢有沒有可能帶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是真正的考察中國模式是非功過的切入點和突破點。

中國前30年的改革，創造了年均9.7%的增長，這在一個二元經濟特徵明顯、政治體制改革長期停滯、資源配置的方式模糊扭曲的大的經濟體出現，被很多人視為奇跡。當然，也有很多人克制而又不無嚴肅的指出，30年來中國的增長其實無所謂奇跡，和當年的日本、南韓以及東南亞發展比較快的國家一樣，屬於趕超型的，在發展的方式上，主要也是依靠出口，高投資，高儲蓄以及高代價的方式。但是，客觀而言，如果考慮到中國的發展建立在一個計劃經濟的體制環境下，人口龐大，並且國有經濟成分一直很高的國家，這無疑也屬於經濟增長的奇跡。到那這種奇跡的創造，卻並非“中國模式”的倡導者所總結的威權模式，就經濟增長而論，中國經濟增長之所有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依靠市場經濟自身的力量和私人公司的創造力，而不是什麼別的優勢。

其一，從中國經濟增長的規律看，在1992年小平南巡之前，儘管中國經濟的增長也比較快，但並沒用給世界留下極其深刻的影響。國有企業沉重的包袱和低效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市場機制的不健全也使得經濟運作極其不流暢，經濟長期陷入“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惡性迴圈，其根本原因在於資源配置的方式並非基於市場，而是完全基於政府，計劃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仍然首屈一指，無人撼動。只有在小平南巡講話，特別是2001年，中國入世以後，真正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開始居於主導地位，市場的力量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畢現無遺。毫無誇張的説，如果沒有市場機制，如果沒有入世之後全球化的市場，中國不可能取得這麼快的增長，這是市場的奇跡而非政府的奇跡；

其二，在國有企業改革障礙重重的情況下，中國選擇的增量改革——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道路，而恰恰是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真正引擎。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民營經濟，佔有的各種資源不足30%，卻貢獻了中國增長的60%，中國就業的90%，中國專利和創新技術的70%。而從國企的改革進程看，政府改變對國企的管理，在微觀經濟領域收縮權力，釋放經濟活力，才使得國企在某些領域告別虧損。就此而言，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可以概括為一部不斷擴大企業自主經營權和限制政府干預的歷史，一方面，通過改革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主體，另一方面，通過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構築了新型的政企之間的權力邊界，培育了一個能夠和政府抗衡的市場主體。沒有對企業的改造，沒有民營企業這些市場主體，就不可能創造中國的繁榮。儘管2003年以來“國進民退”的趨勢明顯，但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言，非國有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依然高達60%以上，成為中國經濟繁榮的最主要力量。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市場經濟的改革，如果沒有民營經濟的崛起，靠所謂的政治保守、經濟激進以及集中力量辦大事，以及維護國有經濟在一些關鍵領域的控制力，就能創造所謂的增長奇跡。

當然，在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方，政府對現代經濟生活的干預可謂無處不在，沒有市場的社會和沒有政府的社會都是不可想像的。諾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興起》中特別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而對於轉型經濟國家政府的作用，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1990年推出了一本新書《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在討論了種種的變革措施之後，作者在本書的最後一章突然筆鋒一轉，談起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依據科爾奈的看法，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實現市場經濟的轉型幾乎沒有可能。

企業和市場是中國繁榮的真正創造者

從企業的層面而言，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企業迅速崛起。以中國企業在《財富》500強的榜單為例，500強作為權衡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中國入圍500強的73家企業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張名片和縮影。1995年只有3家企業入圍，到2012年僅大陸地區就有73年企業上榜，中國在500強的榜單已經超過了日本，入圍企業的數量僅次於美國的132家。毫無疑問，這在一定程度上的確代表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