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學者嚴靈峰於1977年主編刊行了《無求備齋荀子集成叢書》一套，共收《荀子》舊刻及整理校注之作共九十種，計八十家，影印精裝五十冊，極大地便利了《荀》書研究之用，實為《荀子》整理、校釋者一大善事。此叢書頗具特色的是，它不僅收有宋元明清舊刻，還收入了日人校刊《荀子》十二種。其中物雙松《讀荀子》四卷，以札記形式校釋《荀子》，刊成於1764年，早於盧文弨校《荀子》二十二年、早於王念孫《荀子雜志》六十六年；冢田虎《荀子斷》四卷，體例同物氏，刊於1795年，早於王氏《雜志》三十五年、早於王先謙《集解》九十六年。其中全文（並存楊倞注文）校釋《荀子》者還有久保愛《荀子增注》二十卷（1820年）、朝川鼎《校定荀子箋釋》二十卷（1830年）、村崗良弼《增評荀子箋釋》二十卷（1884年）。久保愛的《荀子增注》因其詳善而為人稱道和引用。其他如豬飼彥博、帆足萬里、安積信諸人校釋之作，皆為嚴氏影印收入。日本漢學者致力於《荀》書校釋者代有其人，功不可沒。

綜觀《荀子》一書的校理，楊倞的注無疑是現存最古、價值極高的著作，也是歷代校釋《荀》書的可靠祖本。它雖有首創之功，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缺陷與缺失。宋人洪邁曾指出他注引《尚書》的失誤；錢佃校本校正一百五十四字；清人謝墉亦認為楊注「頗有舛誤」。故後世學者多有補充、訂正。楊倞釋義雖大體不誤，然因不明古音通假，頗有望文生義之處，王念孫《雜志》已多有批評。盧文弨校、謝墉刊刻之《荀子箋釋》，在清代甚為風行，然所據影抄宋本多有譌誤其校改又多從元刻，所下案語則偏重於校勘異文而疏於注釋。故楊守敬、王先謙等人對此亦略有微詞。王先謙的《荀子集解》彙集了清儒重要校釋成果，其體例之完備、校釋之詳審，前無可比。它不緊代表了當時《荀》書校釋的最高成就，也是其後百餘年尚無人超越的集大成之作。然而，隨著時代進步，《集解》的缺陷和疏失也日益顯現。李中生曾以《集解》為例，總結了清代訓詁學的得失。他在文中既指出了清儒校注《荀子》超越前人的五點成就，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缺陷與疏失：

一、疏於義理的考察分析；

二、欠缺通過全篇全書來考察字詞的闡釋循環；

三、囿於文句的常例而忽略其異例；

四、忽略一字有數義，應根據不同語言環境區別對待；

五、對《荀》書詞例缺乏瞭解，隨意援引他書加以比附；

六、缺乏語法分析。^{（二十三）}

這些雖不失為切實中肯的意見，然未能從文獻整理的宏觀角度和歷史發展的必然來審視王先謙《集解》的侷限與不足。首先，《集解》彙集資料未為完備。雖《集解》采眾說厥功甚偉，但未能網羅的名家校說亦不在少數。如宋人洪邁、錢佃、劉辰翁，明人歸有光、王納諫、傅山，清人方苞、姚鼐、王懋竑、王紹蘭、趙紹祖、孫詒讓等人校說皆未能提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其次，選擇底本不精。王先謙之時已見到《古逸叢書》影刻宋台本，卻仍用了盧校謝刻的《荀子箋釋》為底本，此亦是一大失誤。更何況還有南宋浙北本、錢佃摹抄本、巾箱本、《題注》本、明世德堂本等重要舊刻皆未涉及，可見未廣參眾本。第三，王先謙本人雖出校文五百六十餘條，然大多依從盧校或成說，新說不多，故《荀子集解》集釋之功多而發明創見不足。附帶指出的是，《集解》原刻文字脫誤時有所見，如《考證》十六頁上竟脫失六十九字。而中華書局1988年標點本不僅承其原刻之誤，又新增其文字錯譌、標點符號失誤，約上百處之多。特別是注文標點符號的差錯更甚，李中生亦有專文論及^{（二十四）}，此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