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的著述中有大量的政治性文獻，如朱熹的文集中有一部分書信題為「論時事出處」，所謂時事是指政情變化，出處是指士大夫因應政治形勢的仕進守退之節，這些文獻以往朱子研究者很少利用。事實上，在朱子的論學書信中也常常論及時事出處，但這些內容往往也被學者所忽略。此外朱子還有相當數量的封事、奏劄等，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張和要求。不僅朱子的文集如此，其他理學家的文集亦如此。余先生則充分利用了這些文獻，加以細緻的研究，結果發現，朱熹對政治十分關注，他在淳熙末至慶元初，政治參與也很活躍。不僅朱熹是如此，朱熹同時的理學士大夫皆是如此，如作者詳細敍述了陸象山對「輪對」的重視和其「義難阿世非忘世」的心態，並指出朱張呂陸無不如此，理學士大夫對面見皇帝奏對的重視體現了他們對改良政治的關切。在本書的敍述中理學士大夫對當時的政治的高度關注被突顯出來，與從前人們所理解的理學家的面貌很不相同。由此作者認為，從突出士大夫作為政治主體和以秩序重建的外王為目的而言，朱熹與南宋理學群體仍自覺或不自覺的意王安石為楷模，而不是完全轉向無關外王的內聖世界。

　　因此，根據余先生的分析，得君行道仍是南宋理學士大夫的崇高理想，政治關懷仍對理學士大夫具有重要意義，所以他們不僅把自己作為文化主體，也把自己作為政治主體，發揮其政治的主動性。即對朱熹而言，內聖與外王的結構關係是「論本末，修身為本；論輕重，天下國家為重」；而朱陸的異同，異在內聖，同在外王。也就是說，不管道學有何特色，不管道學內部有何分歧，道學不論是整體還是個人，都作為儒學的一分子而分享著宋代儒學的政治文化和理念。

　　據余先生觀察，事實上，在朱熹逝世前二三十年間，理學家作為一個士大夫集團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他們的政治取向是不滿現狀，要求改變「國是」，以打破因循苟且的局面，他們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傾向，而且顯然沒有自限為文化的主體。本書給我們提供的孝、光兩朝理學士大夫積極參與政治革新的圖像無疑對南宋儒學「轉向內在」說構成了根本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本書不僅別開生面，提供了宋代文化史與政治史的交叉研究，而且本書所提出的王安石時代與後王安石時代的政治文化的連續性，也為理解宋代政治、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