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易展   

一

　　論唐以詩賦取士，學者多引《唐會要》、新舊《唐書》或《冊府元龜》語。《唐會要》卷七十六〈制科舉〉載：「天寶十三載十月一日，御勤政樓，試四科舉人。其辭藻宏麗，問策外，更試詩賦各一首。」（注云：「制舉試詩賦從此始。」）《冊府元龜》卷六百四十三〈貢舉部．考試一〉亦記此事曰：「（天寶）十三載十月，御含元殿，親試博通墳典、洞曉玄經、詞藻宏麗、軍謀出眾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既而暮罷。其詞藻宏麗科，問策外更試律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一首，自此始也。」此外，《舊唐書．楊綰列傳》記載說，天寶十三載（754），「玄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玄經、辭藻宏麗、軍謀出眾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別試詩賦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又，《新唐書．選舉志上》記：「永隆二年（681），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 

　　於是，後來研究者也就以此為基礎，不斷發出唐始試詩賦的議論。如：清人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十八「進士」條云：「唐初制，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永隆二年，以劉思立言進士唯誦舊策，皆無實材，乃詔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此進士試詩賦之始。」清人徐松《登科記考》卷二則曰：「按雜文兩首，謂箴銘論表之類。開元間，始以賦居其一，或以詩居其一，亦有全用詩賦者，非定制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之季。」又傅璿琮先生申論：「說永隆二年起試雜文，即是試詩賦之始，實際上最初所謂雜文者只是箴表論贊等，後漸為賦或詩，雜文專試詩賦已是開元、天寶之際」[1]；「應當說，進士科在8世紀初開始採用考試詩賦的方式，到天寶時以詩賦取士成為固定的格局」[2]，與徐松論同。而李調元《賦話》云：「不試詩賦之時，專攻詩賦者尚少。大曆、貞元之際，風氣漸開；至太和八年，雜文專用詩賦，而專門名家之學，樊然競出矣。」但又有學者說：「以詩賦取士不始于初唐而始於初、盛之際的神龍至開元年間。」[3]還有學者稱：「武則天同太宗一樣，十分重視科舉考試。她在這方面的一個大手筆就是改革進士科內容，以詩賦取士」，甚而認為以詩賦取士為李唐王朝之創制，說「自武則天開啟以詩賦取士制度之先河」[4]。 

　　不過，就以上言論來看，其共同點皆為：唐始以詩賦舉士；另外，許多學者都認同「『試雜文』主要是試詩賦，以甲賦、律詩為考試內容」[5]，只不過對唐試雜文中「專試詩賦」的具體時間認識不一。然而，筆者認為，詩賦取士的時間至少不始於永隆二年。許結先生指出：「唐代考賦兼含『特科』與『常科』，又涉及禮部取士與吏部銓選。據史料記載，特科試賦在常科前，如唐高宗麟德二年王勃試〈寒梧棲鳳賦〉即是。」[6]「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啟〉說：「伏見銓耀之次，每以詩賦為先」[7]。可見至少在王勃卒年（676）前唐就以詩賦取士了。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古詩之流」的賦，自流變而自立為文體，自然也秉承了「為大夫」的政治功利傳統。最早即為「獻賦」「納賦」之制。許結先生說：「試賦制度雖始定李唐，然以賦取士則淵源久遠：自戰國屈、宋以『文人』名世，辭賦亦最先步入宮廷；漢賦崛興，要在『獻賦』之制」[8]。不過，儘管獻賦開啟了隋唐的試賦制度，但獻賦畢竟不同於真正的試賦。對於絕大多數獻賦的題材內容，賦傢俱有自由的創作主動權，而試賦則多是限時限題材的命題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