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學文獻的「政治解讀」

　　人們一般認為儒學包涵「內聖」和「外王」兩部分。很明顯，本書以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為研究物件，而政治文化在傳統儒學中不屬於「內聖」而屬於「外王」。本書的所有著眼點，一言以蔽之，即以重視「外王」的慧眼觀察其對象。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文化」也構成了作者獨到的詮釋視野，而由於這一詮釋和解讀視野的轉換與建立，使得從前思想史學者耳熟能詳的道學觀念與道學文獻，被煥然揭示出政治的意義，得到了新的理解。我仔細檢視了作者的這些解讀，覺得這些理解是合理的，有說服力的，此種研究方法，值得重視。以下試舉數例，以見其創獲。 

　　一般認為，道學的「道統」觀念是指以十六字心傳為內容的儒家內聖之學的傳統，而朱熹的《中庸章句序》則是此種內聖道統觀的典型表達。余先生經過細緻分析和解讀，發現在朱熹的《中庸序》裡，「道統」和「道學」是有所不同的，即以堯舜至文武為「道統」之傳，而以孔顏曾孟為「道學」之宗，道統和道學被劃分為兩個歷史階段。二者的不同在於，上古聖王至周公是道統的時代，其特徵是內聖外王合一；而周公以後內聖與外王分裂，孔子開創道學，專注於道體和內聖的學問。因此朱子筆下的道統觀念，外王是其中重要部分，黃幹以後理學的內聖道統說則把朱熹的道統觀念變成了道學之統的概念，消解了其中外王的一面。余先生此說強調朱熹「道統」觀念的外王涵義，發前人所未發。 

　　張載的《西銘》是道學的經典文獻，依余先生的詮釋，《西銘》的中心意旨是發揚士的「承當」精神，即北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此種意識在《西銘》中更加拓展，放大為以宇宙為己任。此外，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陸象山的「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也不能僅像哲學史的詮釋從唯心論的角度去瞭解，也應當被理解為同一種士大夫的承當意識的體現。這種從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意識出發的解釋，決不是牽強的。關於《西銘》的思想，現代學者有一種批評，認為張載把宇宙宗法化。但余先生指出，這種宗法化的結果，從政治意識來看，君主和一切人因同出於「父天母地」而變成「兄弟」，因此所謂的宗法化包含著以此種方式削減君主的絕對權威的意義，縮短了君與臣的距離。由於在《西銘》的結構中，君主只是宗子，臣民成為旁親兄弟，君與相之間獲得新的安頓，而傳統「三綱」中的「君為臣綱」將發生根本的改變，這顯示出理學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開創精神，可視為以此種曲折的方式對君為臣綱的觀念提出了挑戰。余先生的這些詮釋與已有的哲學思想史解釋並無衝突，可以並行不悖，而這些新的解釋確實富有啟發意義，也相當重要。這也說明，由不同的問題意識所形成的詮釋眼光，會使得文獻以前被忽視的面相在新的詮釋眼光透射下被彰明出來。 

　　又如，張載曾評論二程兄弟：「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此語治理學者皆很熟悉，但多注意「伯淳優於正叔」的比較，而余先生則著重抉發其「救世之志誠切」，認為這顯示出道學創始人對「天下國家」的深切關懷。又如文彥博對神宗言皇帝應當「與士大夫治天下」，余先生更拈出程頤《經說》中「與之同治天下」一句，指出其與文彥博語貫穿同一精神，從而認為「君臣同治」與「君為臣綱」之間有著不可跨越的鴻溝，指出這是宋代理學對傳統儒家政治思想的重大修改。這一類的例子還有不少，余先生由此提出，道學對「為己」「自得」的強調其實只是道學的起點，而道學的終極目標是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內聖是基礎，外王是目的。 

　　朱熹與陳亮的王霸義利之辯，是思想史上人多熟知的一幕，一般都作為歷史哲學或歷史觀來研究和分析。余先生則引陳傅良對朱陳二說所可能引出的政治後果的判斷，來分析其中所可能包涵的政治意涵的向度，即陳亮之說足以導致「上無兢畏之君」，而朱熹之說則可能開啟「下有覬覦之臣」。余先生認為，陳傅良這一關於「驕君與亂臣」的觀察，將朱熹陳亮二說的政治意義充分發揮出來了，「由此可知在當時的儒家政治思想的脈絡中，陳說實為君權張目，是比較保守的，朱說約束君權，反而是比較激進的。」他還指出，《中庸序》和朱熹答陳亮書的共同基調是用「道」來範圍「勢」，以「道」批判「勢」，引「勢」入於「道」，這既是「理學在中國儒學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成就」，也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陳傅良之說亦為研究者所知，但以往學者皆未注意由此發掘其政治意義，本書這一分析從一個新的意義上探討了朱陳之辯的意義。 

　　最後是關於「皇極」的例子。朱子有《皇極辯》，陸象山有《皇極講義》，但以前人們多不注意這些皇極之論的政治背景，如哲學史家一般將此討論置於朱陸之爭中來加分析。余先生則揭示出，「皇極」代表淳熙中和紹熙初皇帝與官僚集團的政治路線，有其鮮明的政治意義，朱熹的皇極說是他對當時政治路線的直接批判。揭示這一點，對於重新理解理學的皇極之辯大有裨益。另照余先生的解釋，在朱熹看來，如果「皇極」依傳統的訓詁解釋為「大中」，則承認君主對臣下的進退有自由操縱之權；只有把它解釋為王者之身為下民的標準，皇極才能一變而成為對人君修身以立政的要求。 

本書對理學上述文獻的解讀和發明，對於重新理解宋代理學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義，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難得的是，作者雖然在政治解讀方面多所發明，但並非以此為唯一正確的取徑，正如作者在緒說中所說：「我僅僅強調理學系統中有必須通過政治解讀才能澄清的部分，但並不是將全部理學都化約為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