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們再來看前面提及的永隆二年「試雜文」的情況： 

　　《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載：「貞觀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文章，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新唐書》卷二百一〈文藝上．張昌齡列傳〉及卷四十四〈選舉志上〉亦載此事。於是陳飛說：「早在調露二年劉思立奏請之前，進士科就已經有了試雜文的先例。」[13]有學者也說：「永隆二年詔，只是將由來已久的考雜文定為常規。」[14]

　　按唐玄宗〈條制考試明經進士詔〉（新制）[15]和〈條流詔〉（舊制）[16]的考試內容來看，「雜文」項分別為「詩賦箴銘論表」和「箴銘論表詩賦」，標準分別要求為「華實兼舉，義理愜當」和「洞識文律，義理愜當」[17]。從文體概念而論，詩賦相對於箴、銘、論、表，其對句式和音韻協諧的要求才是始終一貫的。 

　　「文學」一詞最初統包文學與學術，時至兩漢二者始分。博學謂「學」或「文學」，美辭謂「文」或「文章」。而「自南朝劉宋一代開始，『文』、『筆』之說興起，有韻的詩、賦謂之文，音韻的要求，成了對文學體裁的一種衡量標準。」[18]而在隋代，所謂「文」則更偏重於詩賦。劉勰《文心雕龍》亦以有韻為文，無韻為筆。

　　唐調露、永隆年間所謂試「雜文」，徐松在《登科記》卷二〈條流詔〉「進士試雜文兩首」下注云：「按雜文兩首，謂箴、銘、論、表之類。」陳飛據《唐會要》卷七十六等記載的「考其文、策全下」而認定「當時進士並非『止試策』了，還應有『文』」[19]。所謂試「文」應該專指試詩、賦。唐代所言試「雜文」者，大概便因為所試又不僅止於詩賦，亦包括論、贊、頌、表之類，故謂之「雜文」，而不專謂試「文」。學者所謂始於唐代的「雜文專試詩賦」[20]，也止於進士科常科而論。其實，於進士特科或一些自舉或薦舉性的選舉中，試詩賦是早已存在的事實。《唐會要》卷七十六所說「進士試雜文兩首，識文律者，然後令試策」，大概便是以「試賦」為特科或「加試」，然後再「試策」；而後來以試詩試賦成為「常制」，且逐漸演化為進士科（常科）主要試詩賦。 

　　從《隋書》列傳記載薛道衡、杜正玄、李德林等入仕經歷來看，在隋代詩賦之優已是入仕的條件之一；而如何檢驗這種詩賦之優，恐怕試詩試賦的過程是免不了的。儘管這種擇士的方式可能多數情況不屬於進士科常科制目取士，或者為常制前的特科或「加試」，或者為自薦、代薦、詔薦等方式。誠如《隋書》卷四十一〈李德林列傳〉記李德林說：「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樑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 

　　綜上略可推知，大概隋代試舉已兼采表論與詩賦。至於王定保、趙翼、徐松等認為的永隆二年或神龍、開元間始「試雜文」，「以賦居其一」[21]，大概主要就是指進士科的常科而言。 

注釋： 

　　[1][20]傅璿琮，唐詩論學叢稿[M]，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P27，P27

　　[2]傅璿琮，唐代科舉與文學[M]，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P408

　　[3]皇甫煃，唐代以詩賦取士與唐詩繁榮的關係[J]，南京師院學報，1979（1） 

　　[4][5]韓銀政，詩賦取士：唐代新興的人才選拔制度[J]，文史雜誌，成都：2006（5）

　　[6]許結，制度下的賦學視域[M]，南京大學學報，2006（4），90-99

　　[7][15]全唐文：第一百八十卷，第三十一卷[M]，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2

　　[8][12]許結，中國辭賦流變全程考察[M]，學術月刊，1994（6）

　　[9][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A]，文章辨體序說·文體明辨序說[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10][11][18]高光復，賦史述略[M]，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P164-165，P175，P164

　　[13][17][19]陳飛，唐代試策考述[M]，中華書局，2002，P127，P132，P123

　　[14]鄧小軍，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M]，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P572

　　[16][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第一百六卷[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21][清]徐松，登科記考：第二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