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應該說，直接以試賦取士，大概起於隋代。明徐師曾說：「三國兩晉以及六朝，再變而為俳，唐人又再變而為律，……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于沈約四聲八病之構，中于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9]高光復先生說：「隋開皇十五年（595）選官開始試賦，唐代取士，大體沿襲隋制，開設科目中，以進士科最有吸引力，而進士科試詩賦，逐漸成為決定去取的關鍵。……」[10]他又說：「然自隋代取士試賦，而唐代又對這種形式加以鞏固和發展。」[11]李調元《賦話》引：「賦用八字韻腳原始，見於《能改齋漫錄》云：『賦家者流，由漢、晉，歷隋、唐之初，專以取士，止命以題，初無定韻。……』」許結先生也說，以賦取士淵源久遠，「魏晉迄隋『據茲擢士』、『以此選材』不乏其例，故隋開皇三年左監門參事參軍劉秩上疏即謂『晉宋齊梁遞相祖習，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12]。 

　　當然，這些說法都是有史可稽的。《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元稹、白居易列傳〉載：「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由是爭務雕蟲……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又，《隋書》卷六十六〈李諤列傳〉李諤上書說：「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用詞賦為君子。……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一載薛登〈論選舉疏〉亦記此事云：「……有梁薦士，雅好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于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擇士，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儘管李諤所論亦包括當時駢文，但當時所謂「文詞」、「詞賦」、「雕蟲」者，顯然指詩賦無疑。朝廷「以茲擇士」正是以詩賦取士。特別是煬帝繼位，又變李諤所倡的改革，「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仿效」。所謂「複」者，大概是又置進士科，重新以詩賦取士，所以「後生之徒，復相仿效」，「緝綴小文」。 

　　另外，《隋書》卷七十六〈文學．杜正玄列傳〉記杜正玄云：「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開皇末，舉秀才，……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可見，隋世確有試賦的先例。而且，《隋書》卷三〈煬帝紀〉記大業三年（607）夏四月甲午詔曰：「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眾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魏晉以後人所謂「筆」就是散文，「文」則專指韻文，包括詞賦詩歌。「善文」是絕對具才學的表現，可見「詩賦之優」亦應屬「畢舉」或「隨才升擢」之列。隋大業取士並非僅著眼於「學識」，而是兼包甚至側重於「才藝」。「才藝」即是「文章」、「文藝」或「文學」。它在儒者的眼中是「學者立身之本，文者經國之資」。由此可見，在唐宋及以前的一些文學家眼中，典麗的「雕蟲」與經世的「章學」並不矛盾。在隋唐選舉的實例中，多既重經國「學識」，又重文章「典麗」。其「文章」正是「雕蟲」之藝，是典麗文才的見證。雕蟲之文與經國之學的結合，使試詩賦逐漸走向律賦經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