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建「遺失的環節」

　　現在讓我們轉到南宋政治史。在這一主題上，本書的基本分析框架是關注理學士大夫、官僚集團、皇權力量三者的互動，欲觀察在此中互動之中士大夫的政治主動性。 

　　根據本書所述，理學士大夫的政治主動性往往對應於「得君行道」的嚮往和判斷，換言之，這種政治主動性是基於士大夫與皇帝之間形成感召的關係而得以發揚。本書作者在仔細研究了十二世紀最後20年的歷史後發現，理學士大夫在這一時期政治上的活躍是和孝宗末年的新政部署有直接關係。其大致結論是：淳熙十四年高宗死後，孝宗的恢復衝動重被燃起，於是部署了一次大規模的改革行動；為了改變淳熙以來因循苟且的安靜局面，他任命新相，並引入包括朱熹在內的大批理學士大夫進入中樞以為羽翼，圖謀為恢復大計作內政的準備；然而這一與理學派士大夫的結盟，將更改淳熙以來的政治路線（國是），更勢必引起權力的重組，故激起了淳熙後期一直主政的官僚集團的恐懼和反抗，從而釀成了持續十幾年的政海波瀾，最終導致了慶元黨禁作為結局，宋代儒家的政治文化也因此耗盡了它的全部活力。 

　　在本書所敍述的這段歷史中，不僅可看到理學家期待「得君行道」的積極政治活動，可看到他們強烈的政治黨性和勇往直前的政治拼爭，更可清楚看到皇權、官僚、理學的複雜互動，從而突顯和展現出朱熹的歷史世界的生動圖景。作者認為，由於改革方案未及實行而政局發生戲劇性改變，即光宗即位不久精神失常，又不久孝宗亦死而光宗內禪寧宗，孝宗的部署和理學士大夫的活動皆未在官方文書留下記載，從而使得這一段歷史成為「遺失的環節」，而作者的用力正是要以艱苦的史學工作努力發現和重建南宋中期政治史的這一「遺失的環節」。為此，作者對宋代文集、史乘、筆記等第一手資料遍加搜求，考證辨別、參伍分析，鉤沉索隱，其用力之深，大大超出了一般研究朱熹和道學史的學者，作者所得出的結論發人之所未發，也都有其史料的根據。 

　　作者的上述觀察和結論使得他對已有的關於慶元黨禁的看法提出了否定。傳統的看法認為慶元黨禁是官僚集團迫害知識份子，或政治權威迫害本與政治無關的知識份子。本書則認為，實際上理學家在這一時期已經進入權力世界，並與政敵展開了激烈的權力角逐。因此，慶元黨禁的本質是官僚集團利用皇權力量把理學集團排斥出權力世界。官僚集團的構成也是士大夫，但與理學集團具有不同的政治取向；而官僚集團之排斥理學士大夫的根本原因是權力而不是思想，反道學和禁偽學只是官僚集團的一個方便的藉口。作者對此段南宋政治史的研究和結論必將刺激起這一領域今後的進一步研究，成為南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新動力。而作者關於權力世界三者互動（皇權、官僚、理學）的這一分析模式，對重新理解歷史的諸多複雜現象亦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作者對此段歷史的挖掘、重建、解釋，展開於下篇全冊的複雜論證，我們在這裡自難盡表，讀者可按之原書細細驗證。其中值得特別拈出的，是其對孝宗、光宗的心路歷程和不尋常的行為，都借助了「心理史」的方法以解釋之，以揭示其認同危機和心理衝突，用補傳統考證的不足；此部分敍述亦頗引人入勝，尤可見其史學方法的不拘一格。這裡還要指出的是，在這部分論述中作者還提出一些有意義的論點，如指出朱熹政敵口中的「道學」與學術思想史上的「道學」是不同的概念。反道學派口中的「道學」是一個政治概念，意為「道學朋黨」，指與官僚集團對立的、以朱熹為精神領袖的、外延甚廣的政治勢力。而學術史上的「道學」在當時主要指朱熹、張南軒一派的性理之學。又如指出朱熹門人的活動方式在乾道淳熙之交已在士大夫中引起反感，他們自負矜己的態度往往使得官僚集團無難以容忍，於是使得即使對朱熹、張栻很為尊重的儒家士大夫也對「道學」二字深抱懷疑的態度，這些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後來道學之禁的因緣。作者的這些論斷都言之有據，也是以前學者所多未注意的。作者對官僚集團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的理想型分析，既系統深入，又精彩細緻。尤當指出，作者對史料廣征博引，考證精當，具見功力，這是其一貫風格，可不待言；而其運用之細，往往頗具慧眼，如淳熙末宰相周必大的日記《思陵錄》，作者詳加利用，以說明當時政治中樞的複雜情勢，讀之令人信服。又如《朱子年譜》雖清人王白田用力最深，但本書作者為還原當時政治情勢，往往參比《舊譜》為說，亦一特色。 

　　朱子的研究，歷史學者往往視為禁途。20世紀宋史研究的大家，對朱熹與南宋道學往往避而不談。已故著名宋史大家鄧廣銘先生對於孝、光、寧三朝史料、詩文十分精熟，曾有學者問他，在研究了陳亮、辛棄疾等人之後，是否有計劃研究朱熹，他不無自嘲地說「朱熹學問大，研究不了」。鄧先生對朱熹的看法固然頗受了陳亮的英雄主義影響，但歷史學者對朱熹研究多有意回避，由此亦可見一斑。事實上，對於歷史學者，面對朱熹如何找到適宜的研究方向，始終是一個挑戰。另一方面，近二十年來，宋史的研究，對於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日益興盛，對政治史的興趣明顯減低；晚近對孝宗、光宗兩朝的政治史研究尤少，且多以宋金和戰為中心，迄無突破。今余英時先生以朱熹為中心，遍考第一手史料為其基礎，又以大家手眼，高屋建瓴，作為此書，將學術史政治史貫通研究，並且提出宋代政治文化解釋的新典範，在宋史與宋學研究領域可謂別開生面，貢獻良多。 

　　最後我想提及的是，我在讀此書的時候，往往聯想起余先生的《論戴震與章學誠》、《方以智晚節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書，在我個人看來，就本書的用力與成就來說，絕不在前述余先生幾種名著之下，甚至是有過之的。本書的出版不僅是對朱熹研究的新的推進與深化，也必然對今後南宋政治史特別是孝、光兩朝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起一推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