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秩序重建」的主軸：宋代的儒學與道學

　　據作者觀察，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將道學或理學理解為專講心性理氣的內聖之學，在這種理解中，講求「推明治道」的外王之學雖與理學並非全不相干，但在理學中處於邊緣的地位。作者並不否認理學以內聖之學顯其特色，但認為理學內聖的目的仍在人間合理秩序的建立，而這一以「合理的人間秩序的重建」乃是整個宋代儒學的目標。因此要瞭解理學和外王的關係，就要把理學重新「放回」宋代儒學的整體來理解，而不是把理學從儒學中「抽離」出來，只研究其特色。這一點，在方法上是很有意義的。 

　　作者認為，北宋儒學的發展以古文運動為第一階段，成熟於慶歷時期。這一時期以「回向三代」的外王理想為主導觀念，並成為士大夫的共識。熙寧變法為第二階段，以王安石新學為主流，此時士大夫開始在三代的理想號召下提出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的大規模革新的要求，促成了神宗熙寧變法。第三階段為道學興起，道學要求社會改革以道德性命之學為基礎。這三個階段並非截然相分，而是有所重合，則自不待言。 

　　余先生對北宋儒學和早期道學史的研究，其立論的特色不在其有關階段的劃分，而在以政治文化的角度觀察北宋儒學與早期道學的演進。他首先指出，在北宋儒學的發展中，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意識的發展令人矚目。一、二兩階段的「以天下為己任」「同治天下」的理想塑造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影響深遠。從慶曆到熙寧，「以天下為己任」已經成為士的集體意識，並且深刻影響到南宋的理學士大夫。他認為，在北宋儒學的第一階段，其學術形態為「經學」，這一時期的儒學注重對於六經的解釋，而這些解釋基本上是「治道取向」的，也就是外王取向的，即研治六經的智慧目的是要導向合理的政治社會秩序，故其重心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北宋儒學的第二階段，由於第一階段三代理想已「言」之而久，便逼出了第二階段「行」的開展，即從理想轉入以「周禮」致太平的外王實踐。就第三階段產生的道學而言，其重心在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其最後成就固然在形上學和心性學，但在王安石變法初期，道學也同樣是以重建政治社會的秩序為主要關懷，故能參與變法。這表明王安石的改革不僅與第一階段的胡瑗、孫復的治道理想同多於異，而且與第三階段道學的外王理想相合，故而道學必須被看作北宋儒學整體動向的一個構成部分。作者強調，古文運動、變法改革、道學興起，三者貫穿著同一主線，即儒家所要求的重建合理的人間秩序。重建秩序屬於外王，故此說認為治國平天下才的外王理想是北宋儒學的主軸，道學亦不能自外於此。 

　　余先生強調，他的出發點和目的，是避免把道學作為一個自足的系統，而強調道學是儒學整體的一部分，應從宋代儒學史的整體性格和發展中來理解道學。他指出，不僅早期道學受北宋儒學對外王治道關懷的重大影響，宋初以來的儒學隨時代的躍動而產生的一些現象，實與道學的發生有關，而以前治學術史的學者多不注意。如王安石越過韓愈，直承孟子，這與理學的抱負一致，而實開風氣之先。關於北宋儒學的演進，本書提出，北宋儒學復興之初，古文運動的領導者已根據他們理想中的上古三代發出重建秩序的呼聲，這一呼聲的原動力則是長期戰亂下的民間期待文治秩序的迫切心理。初期儒學大體偏重於外王的政治秩序方面，對道德性命的內聖之說則涉及未深。但至王安石時代，內聖與外王必須結合的意識已經出現，王氏以道德性命之說為內聖，又以周禮致太平實踐其外王理想。王氏的內聖外王相結合的系統之完成和流傳尚早理學一步。王安石時代文化的這些現象表明，新學和道學同是因應時代超越古文運動的要求，顯示了二者是同一儒學思想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王安石強調外王必須以內聖為精神基礎的思想，既是王安石對宋代儒家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貢獻，也參與了道學的興起。這個判斷並非降低了道學發生的意義，作者指出，由於王安石的道德性命內聖學中不辨儒釋，假借於佛書太多，故初期道學必須以王氏新學為批判目標而發明、發揚儒家自己的內聖學。所以嚴格地說，儒家道德性命的系統建構是道學的特有貢獻，在北宋儒學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眾不同的是，他提出，初期道學家如張載、二程的最大關懷非他，即是古文運動、改革運動以來的北宋儒家所共同追求的秩序重建；但是面對新學的挑戰，他們為自己規定了一項偉大的使命：為宋初以來儒家追求的理想秩序奠定一個永恆的精神基礎。 

　　在這個基本觀察下，余先生著重提出，王安石與神宗的遇合，王安石得君的經歷，對包括朱熹在內的南宋理學家仍發生著莫大的精神激勵，支配著南宋理學家的政治期望，致使他們熱烈參與了孝宗末年的改革部署。也就是說，淳熙紹熙時代的理學家的政治文化仍然延續著慶曆熙寧時代儒學的政治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朱熹的時代可稱為「後王安石時代」。 

　　在有關早期道學與政治文化和皇權的關聯方面，余先生於此亦有其整全之見。一方面他指出，北宋科舉省試以《中庸》出題，皇帝賜新及第進士《中庸》《大學》，都是直接推動道學興起的因素，以此顯示出政治史對學術史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宋代皇室可謂以佛教世家，皇帝多信仰佛教，此一背景對於理學史的研究相當重要；皇帝崇佛、士大夫好禪，這是宋代政治文化一基本特徵，北宋道學家之闢佛的性質和起因，必須由此為起點來理解。這意味著，道學的反佛及老，又是針對於當時政治文化的批判和對於政治文化的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