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載：「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如此看來，莊子除做過漆園吏以外，沒有擔任過其他官職。以莊子之個性而言，這個漆園吏大概為時亦不長久。

      雖然如此，莊子不見得沒有入世用世的想法。從《莊子》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經常藉著孔子和顏回及其弟子的對話，來表達他對於人如何在入世用世自處與處世的看法。這可以間接地證明，莊子還是有儒家思想的傾向。只是他出生於戰國時代，而周朝從春秋以來，一直到戰國末期，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為止，戰亂不斷，公理是非蕩然無存，人的心靈失去自然本真，難以自守。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當中，人要如何自保，才能夠養其天年，逍遙自在，而不被亂世的現象所束縛，甚至毀滅，這就成了莊子思想的主題。故錢穆先生以其研究註解《莊子》一書，結合自身在亂世中顛沛流離，困苦遍嘗的生命經驗，而慨然歎曰：「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1]。 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張修身養性，清靜無為，順應自然，追求精神逍遙無待，一直過著深居簡出的隱居生活。從《莊子》一書來看，他真正交往的朋友似乎只有惠施一人而已。

      莊子認為「心齋坐忘」便能達到「逍遙」的境界。這是莊子哲學中另一個重要概念，這是個體精神解放的境界，是指心靈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狀態。心齋的「心」至少有兩種涵義，即是思維認知的心智功能和精神作用。莊子雖然一方面承認心理積習與情緒作用占據了大部分的心靈，但是應該肯定的卻是精神作用，用精神作用指導心理活動，提升心靈境界。心虛如鏡，不但無我，而且無物，放棄對死生、形體、情意、彼此、是非、利害等等對立的分辨，心靈才能達於與自然冥合的天人合一境界。這種狀態，也被稱為「無待」，意為沒有相對的東西。此時的人生最高理想即是在莊子思想中，一再出現的「至人、真人、神人」的精神境界[2]！莊子標舉了他的思想的最高層面，但是要達到他所說的「至人、真人、神人」的精神境界，對於普通百姓而言，委實太過玄妙，其中的關鍵就是莊子幾乎沒有提供一條具體的修持道路。作者認為，這個問題要到由道家的哲學思想，經過後來東漢末期道教萌興，提出了許多修證旨要法門，才逐漸獲得解決。也就是說，從哲學的「道家」發展至宗教的「道教」，對普通百姓甚至知識分子，提供了一條道路。從理論的玄談到實修實證，有了一條可供遵循的法則；至於說這是否是道家哲學的墮落與庸俗化，這是一個大問題，但是無可否認的是，「道教」作為一個宗教而言，對中華文化至今的影響力，仍然是不可忽視的[3]。

              莊子的哲學思想，主要是關切個人在人世間的地位和相處之道。他主張擺脫物質慾望的糾纏與名聞利養的誘惑，對於人世間的知識，也保持的一種自然而無區別的態度，這就不會產生各種有形無形的爭鬥，而使人能夠回歸到自己的本真狀態，過一個逍遙無待的人生。他對於個人生死的看法，基本上也是採用自然無為的態度，也就是「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這樣的一種看法（在秦失弔老聃的寓言裡，秦失認為生不足樂，死不足悲：「適來，夫子（老聃）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意思是老子應時而生，順天而逝，能安於天時，順乎天命，不使哀樂情緒進入心懷，就是古人所謂「帝之懸解」，也就是自然地解脫生死哀樂加諸於人心的羈絆。）[4]我們看不出他對於人的生命是否有前世、今生和來世的時間之生死輪迴，跟老子比起來，莊子談論形上學中的宇宙天道的份量是比較少的，這似乎也比較符合中國先秦思想的重心。除了老子之外，其他的諸子百家，因為時代環境的影響，的確是比較注重人世間的秩序應當如何安排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