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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7 13:02:53瀏覽123|回應0|推薦0 | |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今年 (2017年) 對西方甚至對全世界而言,實在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一年。西元1517年,羅馬天主教教宗利奧十世 (Pope Leo X) 為了修建聖彼得大教堂 ( St. Peter’s Basilica) 的緣故,在全歐洲各地大肆販賣「贖罪券」(indulgences),因為這個原因,在天教會中也出現了不少的不肖神父、主教等趁機斂財,中飽私囊;或是買官鬻爵,想更上一層當大主教甚至樞機主教等等。販賣「贖罪券」的行動卻因此激怒了日耳曼北部一位聖奧古斯丁修道院 ( St. Augustine’s Monastery ) 僧侶,也是威登堡大學 (University of Wittenberg) 神學教授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1483年11月10日-1546年2月18日) 的憤怒。 1517年10月31日萬聖節 (All Saints Day,11月1日) 的前一天,馬丁路德在他居住的威登堡 (Lutherstadt Wittenburg) 城堡教堂 (Castle Church) 的大門上,釘上了一張據說只有A3大小的紙張,上面臚列了「95條論綱」(Ninty-Five Theses),質疑羅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 的某些基本信條,並且邀請大眾共同辯論。此一舉動卻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反而開啟了之後「宗教改革」(Reformation) 運動,至今正好滿500周年。宗教改革運動不僅導致當時歐洲天主教會的分裂,以及新神學的出現,對日後歐洲甚至全世界的哲學、文學、藝術…等等,都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另一件則是與英語文學有關。珍·奧斯汀(Jane Austen,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是一位英國小說家,今年 (2017年) 正好是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英國各界因此而特別舉辦了許多的紀念活動。她的作品詮釋評論了18世紀末英國地主鄉紳的生活。她小說中的情節常常反映了女性為追求社會地位和經濟保障而把婚姻作為依靠。她的作品批評十八世紀下半葉的感性的小說,而且她的小說是十九世紀向現實主義轉換的一部分。奧斯汀的五部主要作品都在1811年至1818年間首次出版。1811年至1816年,出版了《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1811)、《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1813)、《曼斯菲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 ,1814)和《愛瑪》(Emma ,1815)使她成為了一個成功作家。她的另外兩部小說,分別是《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 ) 和《勸導》(Persuasion ),在她去世後的1818年出版。她還開始了另一部小說的創作,但沒有完成就去世了,它最終被命名為《桑迪頓》( Sanditon)。她出版的第二部小說《傲慢與偏見》是她在世時評價最高的作品。在20和21世紀,出版了大量以奧斯汀的作品的評論文章和她的文學選集,把她確立為聞名世界的傑出英國作家。她的書經常成為其他文化藝術形式的靈感來源,對她小說的影視改編開始於1940年由勞倫斯奧利佛 (Laurence Kerr Olivier) 主演的電影《傲慢與偏見》,到1995年的 《理性與感性》及2016年《愛情與友情 》(Love & Friendship )。根據她的小說不斷改編翻拍的電視劇也熱潮不減,並持續至今。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的《理性與感性》是由華人導演李安執導,網羅了Emma Thompson、Kate Winslet、Hugh Grant等幾位重量級演員主演,深受好評。 為了紀念珍·奧斯汀逝世二百周年,英國人特別規劃了一整年的活動如展覽、演講、寫作競賽、各種類型的表演、以及順著她的作品中所呈現的故事情節和場景,所策畫的健行遠足活動、野餐等等。參與的協力機構夥伴主要有漢普夏文化基金會 (Hampshire Cultural Trust)、漢普夏郡議會 (Hampshire County Council)、溫徹斯特市議會 (Winchester City Council)、皇家造幣廠 (Royal Mint)、珍·奧斯汀故居博物館 (Jane Austen House Museum)、查頓之家博物館 (Chawton House Museum,這是她大半生寫作和生活的地方 )、溫徹斯特大教堂 (Winchester Cathedral,這是她死後埋骨之所,電影「達文西密碼」曾經在此取景)、溫徹斯特學院 (Winchester College)、珍·奧斯汀學會 (Jane Austen Society) 等諸多機構。皇家造幣廠還以珍·奧斯汀的肖像發行了面額10英鎊的鈔票,以示隆重的紀念。 反觀台灣文壇和學術界,卻是萬馬齊闇,悄無聲息。他們只會去發文吹捧今年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裔英籍作家黑田一雄 (他連日語都不會說),猶如少年男女到處追星一樣,熱潮一過,也就沉寂下來,等待下一個對象的出現。過去對待高行健和莫言,不也是這樣的?如今還有多少人在閱讀和談論他們?就算對外國的文學家不予理會,那麼對台灣本土文學家的貢獻與地位,也該也有所表示吧?沒有!以出生在現今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去世於高雄美濃的客家文學翹楚的鍾理和先生而言,其景況毋寧是悲涼的。對比鍾理和與珍·奧斯汀生前和死後的際遇,實在令人有無限的感嘆。前年 (2015年) 是鍾理和先生誕生一百周年,但是卻未曾聽說台灣文壇有過甚麼熱烈的紀念活動,以他在台灣文學中的地位來說,這在當前強調所謂台灣「本土意識」的濃烈氛圍中,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現象。難道說,因為鍾理和先生過去曾經到中國大陸追尋他的「原鄉」,就不能夠算是真正的「本土」嗎? 難道「本土意識」只適用於政治鬥爭而不是用在文學藝術的創作,因而只是用來蒙騙大眾的口號而已?或者,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台灣社會和家庭都欠缺了文學藝術的教育和素養,對在台灣文學佔有重要地位的作家毫無所感。在數次參訪鍾理和先生在高樹鄉廣興村的出生地故居之時,沒有看見有任何的接待和導覽,就連當地居民也不對本地誕生了一位文學家有任何的感覺、感想、與感動!甚至還責怪我們干擾了他們社區的寧靜與秩序,這在國外是令人無法想像的。而位於美濃的「鍾理和紀念館」甚至連「門可羅雀」都還談不上!缺乏對本土文學藝術的感覺與認知,再怎麼奢談「本土意識」,終歸是妄想而已。 當然,珍·奧斯汀逝世二百周年後的今天,還能有如此無比的榮耀與風光,跟英文是重要的國際語言不無關係。全世界除了以英語為母語或官方語言的國家之外,有哪一個國家的學生不學習英語呢?又有哪一個國家沒有研究英語文學的專家學者呢?台灣的大專校院,一說起「外語」,豈不就是「英語」的代名詞?連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英國籍但是具有日本血統的黑田一雄之時,台灣媒體就會立即跳出來一堆所謂的學者專家,對他的作品,表達出感恩、讚嘆、和膜拜的情感,我們真能相信他們平日就早已經熟讀鑽研過黑田一雄的作品?我們在形式上雖然已經擺脫了殖民地的統治,但是在心態上,仍然是一種被殖民者的懦弱。沒有英美學者的加持,沒有諾貝爾獎的光環,台灣文學家畢竟只能靜默與沉寂。 有時候,我真的懷疑台灣人具有創意和想像力!無限度的模仿與剽竊抄襲,為的只是打知名度,騙取短期的利益,沒有在地化的脈絡和靈魂。一陣熱潮過去,就被拋棄,無人憐惜,因為沒有任何價值!看看全台各地剽竊抄襲日韓的彩繪村、希臘風和歐洲風的民宿、龍貓公車站、南投妖怪村…等等,究竟本土的脈絡何在﹖還有,公部門意識形態的介入,以及在「活化文創」的流行曲調高唱入雲之際,扭曲了原本的味道與價值,抹滅了原有的特殊歷史記憶和情感!舉例而言,眷村是台灣獨特的文化,各省腔調、南北口味匯聚,再加上共享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共患難的時代氛圍,形成眷村特有的價值。屏東縣政府爭取近7億元在眷村園區「再造歷史場域」,國防部把原眷戶全部遷走,地方政府再花大錢修復,但當原來的眷村味道換成咖啡、火鍋、義大利麵店時,未來的「眷村」還能是眷村嗎?幾年之後,當幾十幢歷史眷舍完全修復,屏東市區將有全新的「眷村」樣貌;但是當巷弄間沒有一點歷史的記憶,當年的南腔北調、各省各味全撤了,只是房子變新了,「眷村」還能是眷村嗎?(聯合報記者翁禎霞曾於2017年9月16日以《看問題/多數賣咖啡火鍋 眷村修繕走了味》為題發表了評論。) 我將「鍾理和出生地故居」和「鍾理和紀念館」都看做是「博物館」,這是因為這二者都應該具備有像博物館一樣的典藏、展示、教育、研究、和認同的功能,這些功能要能夠充分發揮的話,就不能夠脫離它們自身的時空脈絡,他們必須與「人」和「環境」交融互動。可惜的是,在這二棟建築物當中,都欠缺了這些必要的元素,無法與觀者產生同感與共鳴,他們因而沉寂了下來,少數的觀者也漠然走過,不再回頭。不僅「鍾理和出生地故居」和「鍾理和紀念館」如此,就是在台南新化的「楊逵文學紀念館」亦然。太多人只是去逛新化老街 (而全台灣的老街長得幾乎就是同一個模樣),只是去尋找「老街美食」,拍照打卡,(是否台灣人仍然還停留在『口腔期』?)「楊逵文學紀念館」本就不在參訪的清單上,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和台灣文學實踐家的楊逵先生,也只能靜默無語。(楊逵先生生於1905年10月18日,逝世於1985年3月12日,其110歲冥誕暨逝世30周年,亦無紀念活動,也是可怪之事。) 緊鄰在「楊逵文學紀念館」旁邊,還有歐威先生的特展。歐威於1937年9月16日出生於台南州新化郡新化街(今台南市新化區)。1965年,歐威以《養鴨人家》獲得亞洲影展最佳男配角獎。之後又以《故鄉劫》及《秋決》分別於1967年及1972年獲得兩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獎。歐威先生不幸於1973年12月1日因尿毒症去世,得年34歲,一顆影壇巨星如天際一抹流星就此殞落。歐威先生的紀念特展場館只有一位志工阿姨坐在門口照料,歐威和她,同樣也是寂寞的。 博物館是一個具有全球化象徵,而且有悠久傳統的事業。當今對博物館的思考,已經不再以物品為中心,因而凍結或是脫離了時空的脈絡。我認為博物館應該要能夠成為某一特定區域或特定族群的文化資產,要能夠與「重要的他者」相互對話,尋找未來的走向。西方博物館的發展經驗,雖然可以提供我們參考,但是我們自己的發展及其主體性,才是最重要的,否則只能是西方理論和實踐的殖民地而已。 台灣人甚麼時候才能夠擺脫歐美日的被殖民心態,找回自己的主體性,真正做自己的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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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評論|教育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