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

—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120歲誕辰紀念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波普爾或譯波柏，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是少數當代西方最有影響力的一位哲學家，再過不到三個月就是他120歲誕辰紀念日。面對近二三十年來國際社會出現的極右派（或稱之為新納粹）、宗教基本教義派、民粹主義、種族與性別歧視、以及新威權主義…等等挑戰與威脅，稍微回顧一下波普爾的哲學思想，將有助於我們思考當前的處境和可能的出路。

    波普爾是一位在奧地利出生的科學哲學家與政治哲學家。1945 年，他成為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的哲學、邏輯與科學方法系（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高級講師 （Reader，相當於副教授），1949年被任命為邏輯和科學方法教授 （Professor）。1965年，英國女王敕封他為爵士。他於 1969 年退休，一共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服務了24年之久。波普爾於 1994 年 9 月 17 日在倫敦南部的一個小鎮肯利（Kenley）因癌症、肺炎和腎功能衰竭的併發症去世，享壽 92 歲。

    波普爾贊同反決定論的形上學（anti-deterministic metaphysics），他認為知識是從經驗中不斷的嘗試與修正錯誤中逐漸積累而成的。他對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的主要貢獻在於他拒絕傳統經驗科學中的歸納法。根據這個傳統觀點，科學假設可以通過獲得證實的觀察結果經由歸納之後來加以驗證。然而，正如蘇格蘭經驗主義者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年5月7日－1776年8月25日）所主張的，對於一個科學理論或命題而言，只有無數個獲得證實的結果才能證明該理論是正確的。但是以人類的知識、技術和有限的理性能力，根本不可能進行無限次的觀察和實驗。根據波普爾的說法，經驗科學中的理論永遠無法被證明為真，但它可以在經驗上被證偽（empirical falsification）。波普爾認為，科學的種種假設是通過他所謂的「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用演繹的方法得到驗證，在這種方法下，科學家在一個被觀察到的例外出現時，應該就修正其假設，這樣科學知識才能有進一步的發展。也就是說，只要沒有出現相互矛盾的證據就可以（暫時性地）證實他的理論。舉例來說，「所有的天鵝全都是白色的」這個命題，如果在經驗上觀察到了某一種「黑色」動物，其所有的一切組織構造外觀和基因都與現在的白天鵝一樣，只是顏色不同，我們就應該將之前的命題修正為「有些天鵝是黑色的」或者說「並不是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按照波普爾的主張，只有修正前面的命題，人類的知識才能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波普爾認為，像占星學、形上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所謂的「偽科學」（pseudoscience）不是經驗科學，因為它們未能符合「可證偽性」原則。

    對非哲學專業者來說，他最引人入勝的思想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學，而非他對科學哲學的貢獻。波普爾有兩部著作特別吸引人，也引起許多的討論—「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台灣中譯本由莊文瑞與李英明共同翻譯，2020年商周出版 ）與「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1957；台灣中譯本由李豐斌翻譯，聯經出版社於1981年出版)。

    《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最初是在 1936 年以論文宣讀的形式寫成的，然後在 1957 年更新修訂成書出版。根據作者所說，本書是為了「紀念所有不同的信仰、民族或種族的無數男女，他們成為了相信歷史命運的無情法則之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的受害者。」（In memory of the countless men and women of all creeds or nations or races who fell victim to the fascist and communist belief in Inexorable Laws of Historical Destiny.）。波普爾在本書的序言中說：「本書的基本論點—對歷史命運的信仰純屬迷信，不能用科學或任何其他理性的方法來預測人類歷史的進程」，他將歷史定論主義界定為：「一種假定對歷史的預測是其主要目標的社會科學進路…」。他還認為歷史定論主義的核心學說乃在於相信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揭示社會進化規律以預測其未來。他說：「我試圖在《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中表明，歷史定論主義是一種糟糕的方法，一種不會帶來任何成果的方法。 …出於嚴格的邏輯原因，我們不可能預測未來的歷史進程。」

    波普爾指出伴隨歷史定論主義理論而來的基本問題有以下幾點：對整個社會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為構成這種描述的特徵是無限的；人類歷史是一個獨特的事件，而且我們永遠無法準確地預測個人的行為或反應，因此未來也無法確定；無論是自然的或社會的法則可能使我們排除某些事件的可能性，但是這個法則不會允許我們將可能的結果範圍縮小到只有一個；當歷史進程部分取決於未來科學知識的成長時，從邏輯上講，我們不可能知道未來的歷史進程。波普爾由反對歷史定論主義，進而主張 「漸進式點滴社會工程 」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亦即是對社會進行微小且可逆的改變，以便能夠最好地從所做的改變中學習。人類未來的不可預測性使得任何較大變化的影響都是隨機且無法追踪的 （random and untraceable）。微小的變化使人們能夠就社會行為的影響做出有限但可測試且因此可證偽的敘述，進而修正吾人對社會改革的方案和進程。

    波普爾的《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顧名思義，是在捍衛開放社會的願景，以對抗一系列導致形成封閉社會的種種威脅。在政治和科學領域，他都認為需要一種對現狀（the status quo）的批判。明確地說，他的政治哲學試圖將科學的批判性和理性方法應用於社會的組織結構上。波普爾認為，民主制度是唯一允許進行這種合理的批判性辯論和改革的政治安排。他認為柏拉圖 （Plato，公元前429年－前347年）、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常縮寫為G. W. F.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和馬克思（Karl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是為現代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奠定基礎的主要人物。這本書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他們的思想和影響力的批判。三位哲學家都是大規模烏托邦式社會重組的倡導者。波普爾認為這是一個根本性的錯誤，並且想用他所謂的「漸進式點滴社會工程」來替代他們那種極權主義烏托邦的思維方式。

對於波普爾來說，一個開放的社會是一個允許個人質疑和拒絕那些權力僅僅是來自傳統或因為屬於某一個組織的成員所取得的權威的社會。一個開放社會的成員試圖建立基於人道、自由、平等和理性評估的新傳統。歷史定論主義的問題在於，它沒有為通過證據進行批判性的辯論留下任何空間：它宣稱事情只會以一種方式發生，並否定了人類可以依據經驗塑造自己政治未來的可能性。人們應該使提出的政策接受批評，如果它們被證明不能帶來所希望的結果，就必須放棄它們。封閉的社會順服於權威，而權威控制著人們可以想甚麼、說甚麼和做甚麼。換句話說，封閉社會需要的是「順民」，不是具有獨立思考，深具批判性格的「公民」，因為只有「順民」才能夠為掌握權力者奴役驅使，不知道也沒有能力去反對他們，他們才可以永遠掌握權力，恣意妄為！

許多人，尤其是年輕學生，他們似乎天生就充滿了正義感，總以為人類社會「應該」是按照他們的理想法則在運作。如果發現事實並非如他們所想像地那樣發生，很容易就陷入將這個社會全盤否定的地步。基本上，他們渴望生活在一個完美的社會之中。但很明顯，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社會包含著嚴重的缺陷，所以必須徹底拒絕這種社會形式。比如說，如果新聞報導了一些老年人和窮人在冬天因為家裡沒有暖氣而死於體溫過低的案例，學生們就會粗暴地說：「讓窮人和老年人在冬天凍死的社會到底生了什麼病！」如果有報導說一些學生因為家境貧窮無法獲得獎助學金，因而不能上大學，他們也會說：「除非是有錢人或者是社會上的菁英分子，否則拒絕給予人們教育的社會就是從根本上腐爛了。」這實際上是一個固定的制式化回應：如果有什麼事情是錯了，那就是代表整個社會都病了：除非一切都完美，否則一切都是腐爛的。這種態度只能建立在烏托邦的想像之上。這也導致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錯誤地認為，在某個地方一定有什麼東西可以是無限美好的：因為，很明顯，此時此地的事物並不完美，它們在其他地方一定是完美的—至少其他地方的人一定是在嘗試建立起一個完美的社會。對共產主義的現實情況所提出的批評幾乎總是遭到反駁：縱使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情況同樣糟糕，至少共產主義者正在努力實現一種崇高偉大的道德理想，而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的我們只有憤世嫉俗或是玩世不恭的人民和自私自利的政客，卻連一個有崇高道德理想的政治家都不存在。從波普爾的思想方法中，我們也很容易指出這些烏托邦主義者不是從實際存在的事物出發，去思考如何改進它，而是從一個完美社會的理想開始—一種腦海中的藍圖，然後開始思考如何改變社會以適應這個藍圖。如果他們看不到任何從現實到藍圖的切實可行的方法 他們可能會想著把現實一掃而光，才可以從零開始，去實現理想社會的藍圖。

對這種「天真幼稚」的年輕人來說，推翻現狀，打破傳統，就是一個必然的結論，這也就給了野心政客一個可以利用的工具，是用來奪取權力的工具！但是波普爾認為，無論你想去哪裡，都必須從你現在所在的地方開始，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即使是最具災難性的革命也是一種實現某些目標的嘗試，一種試圖將現實社會改造成一個完全不同而且是更為偏執的社會型態。正如世界各國的革命歷史所表明的那樣，現有社會的種種情況永遠不會被徹底掃除：巨大而重要的特徵總是會在之後繼起的社會中出現，這個事實通常會讓革命者感到困惑和懊惱。作為實現社會變革的一種方式，革命的成本效益和成果都非常低。首先，大量的人被清算鬥爭屠殺，或者以其他方式遭受駭人聽聞的痛苦折磨。其次，理想的和不理想的社會結構都被破壞了，新而穩定的社會秩序卻無法被建立起來。伴隨著社會秩序的逐漸崩潰和統治正當性的快速流失，國家機器加大了宣傳洗腦、司法審判、追蹤監控、威脅利誘和武力鎮壓的力道。但是隨之而來的更大規模的暴力是無法控制的，由於它是無法控制的，因此產生的社會幾乎總是與革命者自己想像的完全不同的社會。

波普爾在青少年時期就拒絕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一點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曾一度加入了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並在 1919 年的幾個月裡還自認為是共產主義者。在此期間，他熟悉了馬克思主義中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學、階級衝突和唯物史觀等理論。然而他並不認為為了革命而流血是必要的，當涉及到犧牲生命時，一個人應該非常謹慎地思考和行動。在波普爾的思想中，從來不存在甚麼救世主或是人間天堂一類的幻想，他相信人性是不完美的，但是我們憑著理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可以從事漸進式的改革。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他指出：人類歷史最大的危險之一便是對偉大人物毫無批判的崇拜與追隨。他認為，如果我們的文明要生存下去，我們必須打破對「偉人」毫無保留的崇拜。偉人可能犯下大錯；正如本書試圖表明的那樣，過去一些最偉大的人物（在本書中主要指的是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可能不自覺地長期攻擊人類的自由和理性。如果我們不願或不敢直言不諱地批判我們的「偉人」，就有可能導致人類文明的斷裂，由於我們不願（不敢或是無能）批評其中的領導人，我們可能會導致文明的破毀，那麼造成這種悲慘且可能是致命的分裂責任就要由我們來承擔。

民主黨派未能阻止法西斯主義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掌控奧地利的政治，這給波普爾造成了相當大的創傷。他遭受了這次失敗的直接後果，因為在德意志帝國於 1938 年吞併奧地利之後迫使他永久流亡外國。他在社會科學領域最重要的著作——《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 （1944 年）和《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 （1945 年）可以說是他對當時事件的反思結果，在某種意義上也代表了對當時盛行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所主導的中歐政治的反應。他的著作捍衛了作為一種社會和政治哲學的民主自由主義（democratic liberalism），也代表對支持所有形式的極權主義的哲學預設的廣泛批判。

直到今天，波普爾仍然被認為是科學哲學家，是分析/語言/邏輯實證論運動的主要批評者。對於一般受過教育的公眾來說，他更是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的擁護者，不過他並不認為民主政治的傳統基礎是公民主權，而是人類的不完美：政府可能會犯錯誤和不道德，因此他們需要不斷地自我反省和自我警惕，否則人民就有權利推翻政府。這在公眾以和平方式推翻其民選政府的權利中得到了最好的體現。波普爾思想的多樣豐富性隨著它們對各種問題的影響的展開而顯現出來，這些問題有些是理論上的，有些則是實踐上的。在政治論述中，他強力捍衛自由民主和社會批評 （social criticism）的原則，他認為這些原則使繁榮的開放社會成為可能。

波普爾一直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他主張個人的自主權、責任感、使用清晰明白的語言以及對公共事務的持續關注。更具體地說，他提倡對權力的民主控制和溫和的自由主義（moderate liberalism）。波普爾是他那個時代最清晰、最易讀的作家之一。在今天這一個意識形態多元而又喧囂的時代中，在野心貪婪的政客企圖掌控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以便他們能夠永久掌握權力之時，希望我們社會中，自認為受過教育而又關心公共事務的大眾，能夠靜下心來，仔細閱讀深思他的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