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神論」（atheism）是指一個人不相信有神（一神或多神）或者神聖存有（divine being）的存在。在大多數情況下，無神論者認為支持上帝存在的證據太弱，或者反過來說支持上帝不存在的論據更有說服力。西方哲學家當中就有許多人是無神論者。有人估計過，在全世界大約有十億以上的無神論者，可能由於政治壓力，以及社會對無神論者的污名化與社會的不寬容等因素，使得精確的調查變得頗為困難。不過本文並不討論這個宗教哲學的問題。

      在中國歷史傳統上，夏朝和商朝是最重視鬼神存在與敬拜的時代，尤其以殷商時期最為看重。所以有《左傳 · 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一語；《禮記．表記》則記載孔子「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禮尚施」之言。到了周朝，人文精神躍動，故有《左傳昭公十八年》之「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以及《尚書．泰誓》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語。孔子也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另外如《論語．為政》云「為政以德」，又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順著這個理路下來，則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這是孔子所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孟子乃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以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早在數千年前，古聖先賢就已經認識到，能夠為民造福的國君就是聖君，暴虐無道的人就是獨夫（此即孟子所謂的『殘賊之人』）。國君無道，百姓就可以去反對他，推翻他。戰國時代與儒家並稱顯學的墨家，也有「天志」、「尚賢」、「兼愛」、「非攻」的主張。因此，中國人對民權並不陌生，有著自己的深刻見解。由此思想傳統下開國父孫中山先生「主權在民」之民權主義思想而集大成。孫先生認為，人類存在兩種思想，一種是利己，一種是利人。利己的思想很發達，稍有聰明才智的人就會運用自身的才能去奪取他人的利益，逐漸形成專制階層，也就產生政治上的不平等。人生下來就已存在不同階層，唯有通過道德實踐才能達到人人平等的目的。孫先生認為，平等的真正意義是利人，就是「人人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人民的幸福與社會的正義乃是政治的目的，同時也是各種政治措施的最高衡量標準。

           近代所理解的民主（democracy），原始的意義來自於希臘文字源的δημοκρατία（demokratia），其中δημοσ（demos）是指人民，κρατία（kratia）指的是統治、治理，δημοκρατία亦即由人民統治或治理的意思。一般認為，西方民主政治起源於古希臘的雅典。雅典黃金時代最著名的政治領袖也是軍事將領Pericles（大約西元前495年－西元前429年）的「國殤講詞」（Funeral Oration，也有譯成『喪禮悼詞』者），指出了雅典人引以為傲的民主政治之特質：「我們的國體不因襲鄰邦的法律，我們與其說是效仿者不如說是他邦的模範。具體說來，權力不是被少數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這就是民主。當私人糾紛產生時，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公共地位方面，都以每個人的所長而不是他所屬的黨團來獲得名譽。如果一個人有德有才，只要他能服務大眾，那麼因地位卑微而造成的貧困便不會成為他的絆腳石。我們的政治生活是自由的，在個人喜好方面，我們不會因為別人有其所好而起嫉妒之心。儘管無害，我們不會表現出一副令人不快的歧視之貌。同時，我們在個人生活中相處融洽，在公共生活中，我們必須誠惶誠恐地戒除我們的過犯。我們總是遵從在職官員及法律，且尤其遵守那些保護弱者的法律及給予反亂者明確羞辱的不成文習俗。」（中文譯文採自維基百科『伯里克利葬禮演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F%E9%87%8C%E5%85%8B%E5%88%A9%E8%91%AC%E7%A4%BC%E6%BC%94%E8%AF%B4，2021/09/20）由此可知，Pericles指出了古代雅典人引以為傲的民主政治之特質，包括多數統治、賢能政治、遵守法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包容不同的意見、公共精神、保護弱勢、公平正義等等。

       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反對民主的是柏拉圖（Plato，西元前429年―西元前347年）。這與他個人的遭遇有關：他二十四歲時（西元前404年），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結束。接踵而來的是疾病、內戰和恐怖政治―通常稱為「三十人暴政」（The Thirty Tyrants），係由柏拉圖的兩個舅舅Critias和Charmides所領導，後來因為統治失敗而被殺。他所敬重的「最賢能、最善良、最公正」的朋友兼老師蘇格拉底（Socrates，西元前470年－西元前399年）被處死刑。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從哲學的研究來看待民主之不可取。柏拉圖倫理學的主旨，是在於獲得「至善」的生活，至善的生活又同時規定了人類真正的幸福。柏拉圖的倫理學深具「幸福主義的性格」（eudaemonistic character）。所謂「幸福主義」是「指向獲得人類最高的善，在最高的善中包含了真正的幸福。人類最高的善，或許可以說是人做為一個理性的、道德的存有之人的人格真正的發展，是正確地陶冶人的靈魂，是普遍生命的和諧。當人的靈魂處在這種它應有的狀態時，人才是幸福的」。他反對民主制度的原因之一，是在於民主政治假設由人民自行決定政策的普遍目的。但因人民最多僅是滿足於意見和信仰的層次，對於作為普遍目的之「善」的本質不可能有真正的認識，也不會去相信有一個以「善」為本質的存在者。因而為了達成建立國家的目的，有必要透過某種途徑挑選和訓練專家，擔負起統治的責任。專家的挑選和訓練，必須遵守兩個條件：第一，他們的心靈必須接受適當的教育；其次，他們必需生活在誘惑最少的環境中，以免走入歧途，而離開由他們的哲學洞識所指示出來的責任途徑（Path of duty）。通過種種嚴格考驗的人，才有資格擔負起統治國家的責任，這便是著名的「哲人王」（the philosopher-king）理想。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一書的主題，就是在於探討如何建立一個合乎「善」和「正義」的理想國家。《理想國》大約是柏拉圖於西元前375年的作品。這是一部古希臘最偉大的政治哲學的著作，也是此後二千多年西方討論政治哲學無法忽略的作品。《理想國》規定了政治的基本目標也是最終歸宿就在於實現「善」和「正義」。換言之，政治必然也是具備了道德的性格！我們甚至可以說，「善」和「正義」就是在人類群體生活中所有其他價值的既超越又內在的根源。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的主張，雖然被當代哲學家Karl Popper（1902－1994）在其名著《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中，與黑格爾和馬克斯並列為西方哲學史上三個開放社會的敵人，而受到Popper嚴厲的批判，但是柏拉圖所反對的民主政治乃是一種他認為缺少「善」與「正義」的道德的政治，只有自私和無知存留。所有的政治形式都必然是道德的（the political is the moral, Politica est moralis），否則就必須加以推翻打倒，這是柏拉圖政治思想當中堅定不移的信念！

        從中國和古希臘的思想傳統來看，政治應該都具有道德的理想性；這個道德理想性的基礎和最高的意志並不在於神或天，而是在於人，人取代了神或天，不僅具有人性，更是具備某種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性」，成為一個「神聖的存有」（divine being）。政治人物對此如果不能有所體悟和敬畏，以為自己超出人民之上，甚至遂行一己之私，以百姓為芻狗，這就是「政治無神論」！

        但是這種對於政治的看法在東西方近代的發展中，卻逐漸變了調。雖然世界上許多國家從專制走向了民主，可是大多數人對民主的理解卻只是投票式的民主，無論是一個人、一個政黨、或者是一個階級，只要得到最多的選票，就可以掌握權力。民主本來是一個手段，是一個促進和提升善與正義的手段；民主之所以有價值，乃在乎它能打破暴力流血革命改朝換代的歷史規律，以和平人道的方式達成政治的目的，提升政治共同體內每一位成員的幸福。因為對於任何形式的政府，或者某一個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都沒有得到自然法或神聖律法的支持，所有人－不論其性別、種族、階級、黨派、宗教信仰或意識形態，本質上都是平等的，具有相同的位階；人類可以自由選擇他們最喜歡的政府形式，去面對一個共同的自然界，去面對人類全體共同的命運。這是所有從事政治事務者的天職：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Vox Populi, Vox Dei ）！人民是最高的立法者，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上、下》的敘事主軸，主要是述說以色列人自己頑梗不化，有上帝作王，他們還執意要同他國一般，立人作王來治理。即便撒母耳羅列了人君的各項缺點，但以色列人的回答仍是：「不然！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撒母耳記上8章19節》）。《撒母耳記上、下》所描述的掃羅和大衛身為人君，都是上帝的受膏者，起初都不壞，但是一旦墮落起來是多麼地多麼可怕，他們會幹下令人髮指的惡行，傷害百姓。任何一個好人，當他擁有類似上帝的統治權柄，就會墮落。 19 世紀時，英國的艾克頓爵士（Lord John Acton）曾說過的一句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權力不僅使人腐化，更使人變得可怕！台灣許多政治人物，也同樣走上權力使人腐敗的道路。統治者權力的合法性在於「你們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當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當保護貧寒和窮乏的人，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詩篇第82章第3-4節》）這不就是《禮記．禮運篇》中的「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嗎？台灣當權的政客和政黨是以獲得多數選票而上台的，但是他們所獲得的選票數字與全體人民比起來，還僅是小小的一部分，怎麼能夠就大言不慚地說自己代表了人民，將自己的聲音，變造成人民的聲音（Vox Mea, Vox Populi）？聖經上所說「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箴言 18:12》）如今驕傲與貪婪取代了謙卑與辭讓，豈非正是「民主破毀」的前兆？要知道在天主教的教義中，驕傲與貪婪正是七大罪(septem peccata mortalia）的前二項重罪，這些惡行會引發其他罪行的發生，歸入這一類別的，能夠直接形成其他不道德的行為或習慣！

        我們常說遂行民主的方式為人民主權、大眾諮商、政黨政治、言論自由、平等相待、多數統治…等等，但是最近二三十年來，我們看到的並不是這樣：政客和政黨們為了爭奪選票，不惜出之於恐嚇、欺騙、製造對立、撕裂族群、發動民粹，挑起鬥爭；等到權力到手，所有的諾言全都化成了謊言與空話，所有莊嚴的承諾，也都成了貪贓舞弊的藉口；騙完了神明再來欺騙人民，假借民主而行清算鬥爭之實！政府最高領導人在紀念國慶的時候，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在身上別上華人在喜慶場合最忌諱的白色雙十標誌，無異是在詛咒自己擔任總統的國家，而且沒有見到有誰去批判這種裝飾背後所隱藏的心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行政官員在國會殿堂污辱女性中央民意代表，就根本不算甚麼，還振振有詞，沾沾自喜！更甚者，與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聯合叫囂，共同製造紛亂，破壞區域和平與全球穩定，台灣海峽已經成為全球最可能發生戰爭的熱點地區，連紐約時報也稱台海戰爭已經是「可以想像之事」，兵凶戰危，而執政者仍然置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而不顧，不僅違反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利的宣示，而且嗜血冷酷，只為滿足一己之私！袖手不顧人類面臨的困難問題，任憑貧富差距擴大，地球暖化日益嚴重，環境污染日趨加深，軍備競賽有增無減，核子擴散難以遏止，恐怖主義四散橫流，人民生命財產朝不保夕－－犧牲這一代，危害下一代－－但是他們無所畏懼，對他們來說正所謂「天下大亂，形勢大好」！

        由於政治無神論者已經僭越了人民的地位，將自己變成了上帝，因而深怕人民覺醒，於是千方百計地要將人民變成對公眾事務無知與冷漠，或者豢養一批打手，分布在社會各個階層，隨時出手打擊那些不甘自我墮落成順民，要將權力奪回到自己手中的人。如果一個人被賦予過多的權力，則他會傾向認為「自己天生的地位就高人一等」，並且變得非常強勢、侵略性和危險性。濫權，能使一個人變成怪物。希特勒就是一個非常鮮明的例子。根據一般的研究顯示，他有音樂素養，喜愛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的音樂，而且是個講究健康與自律甚嚴的人，在1930年代早期之後，他一般的飲料是水、淡茶、牛奶與熱可可。他基本上不太飲酒，偶飲啤酒，極少飲用烈酒。希特勒大致上遵行素食飲食，雖然偶爾食肉。他不吸菸、更是反對他人吸菸，不過希特勒少年時菸癮相當重，多時一日可抽至四十支菸，後來因覺得太浪費金錢而戒菸。在當政時，希特勒由學者口中得知吸菸對於健康的危害，基於保障國民健康的立場，他提倡納粹德國禁菸運動。這樣的人，卻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猶太人種族滅絕的罪魁元凶！

        在這樣的悖逆荒謬扭曲的黑暗時代中，我們必不可失望喪志。基於對自我的愛與希望，必有光明照耀著我們。"Et lux in tenebris lucet"（而光在黑暗中閃耀）。我們必須再度以人民的聲音，作為上帝的聲音，做自己的主宰，自我立法，自我訂約，換一個角度說，也就是如同基督宗教的聖經所說，彌賽亞即將降臨這個世界，上帝必將對惡人施行公義的審判。我們在這現實的世界中，當如《國際歌》（LInternationale）所說：「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衝破牢籠！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趁熱打鐵才能成功！」當政治無神論當道，當人民的聲音不再是上帝的聲音的時候，民主的破毀隨即出現，人民力量與意志的集結與反撲，將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甚至是《尚書·湯誓》：「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終極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