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擺盪與變奏是張貴興令人迷戀的因素。從《伏虎》中已可發現張貴興經營文字美學的苦心；《群象》中語言的象徵性盡是紅日中國罩天，更往前可以回溯到《賽蓮之歌》：

一小塊文化上、藝術上的小投擲，就能使我們沈寂太久的高腦層的精神湖泊激起廣泛的感幅和深度的知性沉盪，使我們擁有詭異表情的髑髏更具辯質和質疑精神，有如一輛勞斯萊斯衝進石器時代原始人居住的巖穴中。（《賽連之歌》頁124）

或者是下及《猴杯》與《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張貴興除了著意書於雨林書寫與家族興亡，語言已臻至詩化，文字風格瑰麗奇崛，加上慾望風景羅織，令讀者擺盪在繁複與蒼涼之間的紛陳敘述。

彷彿就看到一個絕代佳人自憐自愛的倚著窗欄舉起纖纖十指細數自己的青春；稍微閉目，就夢見一個孤獨風雲的劍客坐在遠處一棵老樹下磨自己發亮的劍；再睜目凝視，風沙中一個叱吒風雲的大將軍騎著白馬劈頭劈腦向我衝來！每次從遠處轉頭看著那座像是沈溺於幾千年前的輝煌及破敗中的小鎮時，就覺得這樣的人似正隱居於斯，隨時會現身向人們交代這座城市的歷史似的。（《伏虎．空谷佳人》頁41）

其他信手拈來，隨摘即是，如《薛理陽大夫》：「她在風沙裡披散一頭白髮像滿嘴符咒的女巫師對坐在太師椅上升堂玩法的惡靈作法」（頁36）、《賽連之歌》「眼前這片沙灘彷彿橫七豎八地躺著一群活躍在人類潛意識和湮遠星際戰爭時代的巨人屍體」（頁52）都是幾近意識流的筆觸，鮮明的修辭。

而張貴興如此劃地自圈，寫出非自然∕熟知的語言，為了刻意突示內在效忠巍巍華文文化的屬性，文字成了「書面中國」、「字面鄉愁」，矯揉造句，蔚為典文，造成陌生化效果，舉手發言反而暴露了「外華」的身份了。張貴興的文學語言具有知識份子的濃厚腔調，確有干擾閱讀之嫌；然而，做為一位知識作家，以知識人之口發出悠悠之聲又何嘗不可。

    如果從「理論─實踐」之間轉換的困難度來看，張貴興在心態「轉型」之後的「安置」，也就是身分上從「馬華」、「旅台馬華」到「台灣人」，從語言上看得出他的安置是不成功的，或者說，不符合台灣本土主流期望的，他思想上還是有如何承繼血緣中國的考量。

黃錦樹言：「凝視這樣的一種美學的回顧，那恰是遠離之後才可能產生的一種疏離的對象化。」[1]這樣的疏離，轉化為陌生的修辭，鑲藏成內在中國的隱喻。黃錦樹又言及：「以象尋象，以象補象，以象忘象－－以文字為群象。」[2]也就是文字為其搜尋系統，其文言的傾向，表徵著對精神家園的仰望，在感官舒展、情慾流蕩、意象蒸騰之際，幸而他的語言藝術並不因「中式典文」的書寫而低落，只是會被某種評論框架從中揪出，視為意識血統不純；而其挾著台灣視野的馬來在地主義文化，文本成了懷鄉的烏托邦。其文學技巧雖然無可挑剔，但是文學內容引發爭議；其美學語言雖然豐饒，在華麗與淬練之間，卻陷入（被）認同的困境，擺盪在馬來原鄉、台灣新鄉與中國情愫之間。

伍、模糊的凝視

張貴興的創作是神話、寓言與史詩、歷史的綜合體。 而在回望原鄉還羞澀，探望新鄉竟陌生的情況下，如此模糊的凝視、離場的敘述，雖然遭致馬來當地扭曲現實的指責，卻也曾經讓李昂為《群象》下過驚豔的評語：「如此艷媚、神奇、迷幻、幽深的撼人力量」，[3]更值得注意的是蘇偉貞所言：

雨林成為一個書寫的道場，似曾相似，同樣長出作品生命，也淆惑了創作者的自主性。作者彷彿在轉述一個流傳在東馬華人間的傳說，使我們產生一種閱讀的熟悉感，這是我對這篇小說質疑的地方。[4]

蘇偉貞懷疑其故事原型有所本源；而我們寧願相信其在美麗的外衣，豪華的形式之下，能夠具有「洗滌與昇華的作用」，使我們「甘願交出一顆塵土蒙蔽的心」[5]。

殖民、族群、國家、血族等議題，在張貴興的創作中不難發現，如《猴杯》的殘酷話語與破壞敘述，直指殖民者的殺閥逆行，是對原鄉傷痛的撫慰。華人的溯源，在國家與血族之間的尷尬，華人是廣大群體卻是弱勢，於是開始與原始族民的對抗。馬國歷史中，華人血淚史當是主角，張貴興能夠崩裂歷史的侷限，射穿時代的罩門，直接書寫華人痛史。如果幫張貴興找尋宏大的敘述，也就是希冀透過文本，以歷史明訓未來，在魔幻的電光火石間投射出對現實的關注。張貴興在《頑皮家族．序文》中自剖：「我時常夢見自己回到家鄉，做出許多時空倒錯、荒謬的事情。」（頁3）可見其確實有自覺的時空錯置，因而具有極度誇張的不合理性，導致引發誤導與批評。

　　根據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研究發現：「『民族』是一個會產生順服的緊繃且不可原諒的權利接受器。」[6]民族的共體意識是權力與政治的最佳武器，誠如《群象》所指：「別讓番人骯髒的膚色滲入你純種的黃色皮膚」（頁173）。稱「番」即有民族優劣的偏頗意識，也就是自己的民族高尚∕高上於其他民族，並且進化與現代化。則鄙薄是必然的，排外是必需的，問題就會從此而起。

這樣的凝視與心態，在《頑皮家族》中顯現成認同的困境，困境在於除了自身的被認同，也在於對迫害者的無法認同，也就是當年奪搶的海匪，女兒頑鳳竟成為他的妻子，換言之，劫匪成女婿，頑龍成岳父，建構成莫名奇妙且無奈的命運造化。

身為馬華文學「現在」經驗的不在場者，雖然歷史經常是選擇、敘述與想像的話語，張貴興的取徑，饒有爭議。王德威評《薛理陽大夫》言：「薛因此遊走在道德與技藝、頹廢與超越、至善與偽真、濟生與害世的種種兩難間。」[7]而對張貴興而言，選擇（台與馬）也是兩難。

陸、台灣文學未來學

從在台灣聯考加分、不用服役的僑生優勢身份，到如今台灣文學高唱鄉土情懷，這樣的馬華特色文學不免被台灣本土揪出，視為企圖魚目混珠，意識不純正，馬華作家出色的表現被柔焦與淡化。

不管在政治上或文藝上，大陸的出版與創作確實是強勢，尤其挾全球化時代的流通性，中國的強勢一時的確很難去漠視。也由於中國的強勢，本土主義必然更加高張。

已然是「台灣人」的張貴興，他的作品確實沒有「台製」的本土論述與在地主義的企圖，而是回歸異常鮮明的南島視野。唯其書寫仍然如此的情慾燦然，雖然沒有道德宣諭；而他的「原鄉」神話在「新鄉」呈現，構成奇異特徵，建構成「台灣文學」與「馬華文學」的新品種。

然而，單一的品種容易流於商標化、商品化與制式化，也會顯現作者的才窮。因此，張貴興的書寫筆法與取材傾向如何調整，是張貴興書寫的未來學問題。

台灣的文學場域與傳播漸漸落入大眾文學與網路文學的時代，副刊沈淪，文學獎寫手盤踞，藝文書報雜誌化。也可以說是品味低落而文學暴力橫行的時代，也是文學依然難以定義的時代，我們仍然閱讀類似文學的作品。歌手當作家，帶牙套的經驗，減肥的成果都甚過苦心造詣的文學作品。語言精緻化如張貴興者，並不是閱讀對象的主要選擇。

站在台灣文學史的邊緣位置，我們還是可以發現來自婆羅洲的詩學敘述。然而，文學或者社會，不能總是聚焦在父系神話的內核，不以女性為諧謔文本，要能體認母系的原創與生趣。

母親，雨林，大地之母，我像一朵蕈菇依偎在妳潮濕陰暗的跨下，我像一隻鬼祟的腐食者舔舐妳的排泄物，我剔肉刨髓，淅瀝瀝血淋淋用我這一副臭皮囊灌溉妳，只求妳不拒我於千里之外。（《猴杯》頁12）

南洋為張貴興的地母，離開之後，投入台灣的父系懷抱，應該受到疼惜與照顧，不要讓孤獨成了一種情調。文學的正統、異端與典律的生成是一種意識型態，如何拔去一言堂的麥克風，使語言的本位跨越至消逝，則台灣文壇必定內蘊豐盈，台灣文學史必是偉岸長篇。當然，對於張貴興，我們還有更深的期待，期待他新的可能。

參考書目

一、

張貴興，《柯珊的兒女》。台北：遠流，1988年。

張貴興，《薛理陽大夫》。台北：麥田，1994年。

張貴興，《頑皮家族》。台北：聯合文學，1996年。

張貴興，《群象》。台北：時報，1998年。

張貴興，《猴杯》。台北：聯合文學，2000年。

張貴興，《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台北：麥田2001年。

張貴興，《賽蓮之歌》，台北：麥田，2002年。

張貴興，《伏虎》。台北：麥田，2003年。

二、

Ed ward W. Said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2001年。

Joseph Campbell、Bill Moyers著、朱侃如譯，《神話》。台北：立緒，2001年。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北：麥田，1998年。

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台北：麥田，2001年。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台北：文史哲，2001年。

高宣揚，《後現代論》。台北：五南，2000年。

陳大為、鍾怡雯主編，《赤道形聲－－馬華文學讀本I》。台北：萬卷樓，2000年。

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贊助出版，2002年。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1998年。

黃錦樹，《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台北：麥田，2003年。

三、

王德威，〈來自熱帶的行旅者〉。收入《中國時報：開卷周報》。1996年9月5日，39版。

張貴興，〈環境逼迫我們寫作〉。收入《印刻文學生活誌》創刊肆號，2003年12月。

陳大為，〈當代馬華文學的三大板塊〉，收入《2003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南亞技術學院，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