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興小說的敘述辯證──兼以想像旅台馬華文學的未來

張貴興（1956－），馬來西亞婆羅洲人，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曾獲時報文學獎小說優等獎、中篇小說獎等，目前在台灣擔任教職。作品有《伏虎》（時報1980；麥田2003）、《柯珊的兒女》（遠流1988）、《賽蓮之歌》（遠流1992；麥田2002）、《薛理陽大夫》（麥田1994）、《頑皮家族》（聯合文學1996）、《群象》（時報1998）、《猴杯》（聯合文學2000）與《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麥田2001）等。

壹、寧靜的聲勢

馬華作家在台灣的脈絡清晰可見，並且歷史悠長。依據陳大為、鍾怡雯《赤道形聲－－馬華文學讀本I》[1]中之編選，從潘雨桐、陳慧樺、李永平（前皆為1940年代生），至商晚筠、張貴興（前皆為1950年代生），下至陳強華、辛金順、林幸謙、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前皆為1960年代生），乃至新生代林惠洲、胡金倫（前皆為1970年代生），還有該書未列的溫瑞安．．．．，留學台灣的馬華作家，不僅學歷之高，而且豪奪文學獎，並且側身台灣高等教育學府。

他們早期負笈求學，部分現在長居台灣，在台努力成為台灣人。然而旅（在）台馬華文學∕作家數十年的文學浪遊，除了受馬華文學的澆灌，也受台灣文學的哺育，更以猛砲回贈馬華文學，[2]也留下認同與被認同的辯證歷史。然而，他們在台的聲勢雖然浩大，確是呈現寧靜的氛圍，或者說是被漠視。

遷居遠遊乃為邊緣之可能。在馬來西亞，華文書寫的認同問題已是無奈的政治現實與困境。馬華作家筆下的南國風情，鄉野采風，在離開原鄉，邁入新鄉台灣之後，仍然獲致認同或被認同的困境。於是文本的創造與書寫，成了這一批流寓者寄寓想像與失落的桃花源，以資抵抗、撫慰或感喟。目前在台的這一批學者、作家，他們的作品堪稱是「馬來商標與台灣條碼」，是迥異於台灣與馬來的品種；馬華作家與學者，並且積極爭取兩地的發言權。

在台灣的馬華作家中，最被廣泛討論的當是李永平。而黃錦樹口中「詞的流亡」[3]者張貴興，討論者少，除了王德威、廖咸浩以及馬來同鄉的幾篇短製書評。雖然是使用共通的語言，張貴興作品的語言卻是馬來、中國與台灣的多聲合唱，視野更是台灣與馬來雜揉的視野。即使張貴興現在入藉台灣，卻仍然掛上「旅台馬華作家」這一非台非馬非華的稱號，那「台」字是繁複的意識形態鬧區，那「華」字標誌母臍血緣的陰性圖騰，而「馬」更是他的原鄉情結。而原鄉情結，在他「模糊的」凝視之下，成了複製的邊緣題材，形成（主動？）被台灣文學邊緣化的可能與確立。

貳、文本性格與複製邊緣

在第一本小說集《伏虎》中，原鄉的南洋性格早已確立了文本性格。本書收有〈俠隱錄〉、〈空谷佳人〉、〈武林餘事〉、〈伏虎〉、〈狼劫〉、〈最初的家土〉、〈草原王子〉、〈狂人之日〉、〈怒梅〉與〈雄辯的魂〉等十篇短作，有的具有台灣都市的市井阿飛味，有鄉野傳奇風，也有描寫台灣校園生活的涓滴。雖然是第一本小說集，頗有學生文學獎的味道，而更重要的是原鄉的南洋性格已然在文本性格上獲致認證。繼而，《柯珊的兒女》中，無甚趣味的〈柯珊的兒女〉與〈圍城の進出〉，神力荒誕的〈如果鳳凰不死〉。而奇詭命運的〈彎刀‧蘭花‧左輪槍〉一文，故事中一位拙於馬來語的台灣僑生，歸鄉後因語言不通，竟然演成一場挾持的荒謬劇。《薛理陽大夫》在懸壺濟世中挺拔而出，具有說書人的把戲；《頑皮家族》以「諾雅方舟」的先民開創史，具有漂流離散的寓意；而漂流之後，仍然再度漂流，此身馬華漂流性格也於焉確立。《賽蓮之歌》中是馬華青年的情慾初旅，有希臘神話的女妖助拳，鋪陳狂野的雨林、暴戾的原欲；《群象》中，認同的迷霧因此釐出脈絡，也是面對國族認同與選擇上的困境與邊緣；《猴杯》與《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是在兩座風格迥異的島嶼中，挪沾濃豔的彩筆，恣情潑繪南洋山水，在兩個錯位的空間中，發現雨林，回憶雨林。

釐清其創作主題與書寫脈絡，張貴興的小說記憶∕技藝是將台灣經驗與馬來印象疊合，台北成了他流動之後敘事體察的對象，馬來意象依然深植文本。而且其不斷複製南洋母題，是南洋族群衝突的母題。在台灣文學中不乏族群衝突的母題，而奇異的題材在台灣雖屬新穎，但是台灣的閱讀與消費並非因為奇異題材就會有所轉換。

張貴興的敘述眼光，除了停滯在族群的衝突之外，值得探究的是作者進入記憶中（虛構？）的雨林，尋找人性殘忍的本因，透過對不同文化與文明的詮釋與認識，發現異質性，因而試圖揭發、釐清與彌平。然而由於故事虛構荒謬之極致，遭致強烈批評，更因而邁向馬華文學之邊緣。

王潤華在〈橡膠園內被歷史遺棄的人民記憶－－反殖民主義的民族寓言解讀〉中言及：

作為一個「民族寓言」，橡膠樹不但把華人移民及其他民族在馬來半島的生活經驗呈現得淋漓盡致，而且還同時把複雜的西方資本主義者與大英帝國，通過海外移民，海盜式搶劫、奴隸販賣的罪行敘述出來，也呈現了殖民地官員與馬來商人在馬來半島進行壓迫、勞動與資本輸出所做的殘忍勾當。因此橡膠園這一意象在馬華文學中，歷久不衰的成為作家結構華人移民遭遇與反殖民主義者的載體。[4]

這樣「歷久不衰」的書寫，在張貴興是雨林、對立、族群、認同等議題。然而值得探究的是，何以需要「歷久不衰」？

事實上，張貴興明白自我創作的傾向：「直到現在我還試圖『複製』當時的寫作心態和『愛寫什麼就寫什麼』的舒暢。」[5]這樣的心態與舒暢，反應在張貴興的筆下，雨林總是象徵殘暴，頹敗，荒淫；雨林的浪漫、原始部族的純真，在張貴興的筆下總是短暫偶現。再則，張貴興的「歷久不衰」的雨林題材似乎太陳、太腐、太膩、太框架。做為普遍性的創作本身，文學宜多，馬華可少，或者多些馬華的「現在」經驗，試圖書寫馬華與台灣的普遍性。

「雨林」做為原始意象，作者應該試圖發現「他者」的美學與詩語，就像當代的美學與藝術也從原始部族獲致繁多的靈感。張貴興面臨文學書寫母題的「更新」，若能釋放雨林情結，超越現實，直探本質，退卻民族、國家等宏大敘述，建立新的視野，方能增進對異文化的認知與溝通，則原鄉的意象可以更澄明。

參、感官的模造與夢魘

所幸，張貴興並不時興於販賣眼淚的第三世界書寫模式。

在小說中，張貴興關照的主題，從族群衝突再演變為男性對女性的迫害，文字充血成男性的情慾霸權，這是張貴興訴之反省與批判的主題之一。情慾，成了張貴興馬來色彩的必要書寫，情慾雨林更是張貴興抗拒台灣「文化霸權」的方式；也因為雨林、情慾的鋪陳，張貴興容易獲致負面的評價。

張貴興的情慾書寫，從早期含蓄蘊藉，到近期發揚張狂，以致令讀者的閱讀是疲態盡顯，幾令作品減價。《伏虎》中的〈空谷佳人〉與〈伏虎〉具是以情慾為情節的提點道具，彼此能夠相綰相合。《柯珊的兒女》中，生殖是不斷發現異母的兄弟姊妹，藉以為認同的法則與檢討。《賽蓮之歌》中馬華青年的情慾初旅，有安娜黃、到凱瑟琳和小提琴手芬妮等無法完成人生的旅程；《賽蓮之歌》的狂野雨林，暴戾原欲，也成為日後《頑皮家族》、《猴杯》與《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等書的基本內涵與調性。

《薛理陽大夫》的情慾具有古典小說的姦狎味與傳奇風；《頑皮家族》中，作者以童年敘事的口吻，讓情慾穿梭在武俠技藝與奇幻編派，昂立一個家族的頑皮血統。故事老套，卻不落俗詮，轉折之處頗見人生造化的作弄。

《群象》中主角施仕才在雨林追尋游擊領袖舅舅之時，意外獲得《獵象札記》，情慾偶現於認同的迷霧中，也因此釐出脈絡，探究面對國族認同選擇上的困境與邊緣。

《猴杯》的背景在婆羅洲，國中教師與達雅克族女子的情慾糾纏，怪誕行徑的妹妹產下一畸形兒，從而密佈陰鬱的家族鬥爭氛圍，訴求殖民論述的偏狹視野。故事的多線行走，擺盪逡巡於奇詭的地理疆域，饒富鬼魅的說書語調，厚植原慾的毀滅氣息。
    最是情慾的全面關照的，當是張貴興巧妙地疊合依違於救贖與沈淪之間的《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他以一對雙重視域的複眼，恣情潑繪南洋山水，又能速寫台北複刻都市，以兩種文風鋪敍一個人的遭遇。文中的蘇母是花園的主體，是救贖與沈淪，是原罪與天真。這裡處處顯現對南洋的聲聲呼喚與找尋，浪遊的孩子想歸去。很容易地，我們也可以找到後殖民的訴求。 

在《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中，母親的身懷野種，是整書狂妄情慾奔洩的開始。蘇母在婆羅洲成為「逐漸腐爛發臭的帝國母魂」(頁231)，蘇母是帝國母魂，是南洋情結。蘇母、蘇父與達雅克男女的野合，是「另類女性交換機制」。[6]在吹拂感官的愛慾氣息之餘，我們也正視到華人淫虐其他族裔，也會引起其他族裔的報復。

回歸蠻荒和簡陋，無疑是個人精神領域的最大提昇與淨化。我將像一顆即將殞落的殘陽，在這裡揮灑我的餘生。」(《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頁59)

這本是一個相當好的生命規劃，然而卻成為對另一文明社會的干擾與侵害，以「高低」、「進退」的唯物史觀，表現出極度的猥瑣思想與態度。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經提出「想像的群聚」(imagined community)，[7]以「想像」破解種族血緣系統；然而，即使同是華人，因時間與空間的隔閡，很難想像共同的群聚。

張貴興筆下的情慾男性，表現出父性對母性的遴選式「消費系統」，女性成為男性自然「代謝法則」下無法選擇的覆載體。在張貴興的近期雨林之作中，以情慾象徵馬來色彩，呈現出繽紛的毀棄，奇詭陰暗的氣氛，南洋經驗是幻影倘恍的時光，文本成了感官的模造與夢魘，閱讀是狂妄情慾的奔洩。

過度的情欲紛陳與模造容易成為垂死的文本。張貴興雨林系列的情慾思想與描述太多太膩，對五、六十年代以後的女性∕母性有很大的傷害，也是對認識南洋土著∕華人的一種誤導。其文本成為「慾望風景」，南洋是「野獸與天使的合體」，正以漫漶的雨勢上演著繁複與蒼涼的「暴體美學」。

神話學學者坎伯(Joseph Campbell)申述來自聖經傳統的概念：「性本身是墮落的，女性是墮落者，因為他是性的縮影。」[8]如此的欲加原罪，推托到女性的身上，是聖經的謬誤，是坎伯的引申，也是男性本身的獸性卻不敢面對，只好再製造男人比女人聖潔的神話，為男性的犯罪、愚蠢與低能找到合理的台階。但是，女性能生育，就能毀滅一切，這正是「生死同源」。《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中，蘇母以女性的生天滅地為救贖的快感，女性才是生命之源，以此來反對種族主義，消靡種族之間的紛爭，只有女性才能決定我們的存在。

法國思想家喬治‧巴岱(Georges Bataille)有言：「『性』和情慾具有引導生命走向死亡的本能，促使生命在趨向於死亡的過程中，不斷地體會到生命所隱含的『痛苦』，也體會到生命本身不斷地逾越經驗界線的必要性。」[9]如此的必要性會在意念發動處不斷的產生，「性和情慾具有帶領生命進行自我滲透和自我反思的特殊能力。」[10]由自我滲透、反思，而邁向重生。

張貴興在《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提出了相對性的鑑照：「淨土成了尋歡作樂的聲色地帶，而所謂人間樂園卻是愁苦種子遍地。」(頁204)從蘇家小妹未及成長的悲劇，到蘇父、林元被砍而死，達雅克人與華人的互仇互殺，毀滅是為了去異質性，回歸身分的劃一與渾沌。坎伯又語：「女人代表生命，不經由女人，男人無法獲得生命，而女人同時也帶給這個世界二元的對立和痛苦。」[11]身為女性，蘇母從「破—立—蛻—存」四個階段，以毀滅讓南洋得到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