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伊始，人們開始閒遊，在現代生活中進入公共空間；只是女性的生活與足跡仍然被侷限於某些特定的場所。一直至今日，女性在公領域與私領域，還是被束縛、侷限，成為不稱職的現代人。雖然女性與商品廣告、資本經濟、時尚潮流、休閒文娛有緊密的鍵結；然而，女性的價值、女性所擁有的價值、女性觀看世界的方式，隱約的被規範、被約定俗成、被決定。

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種種暗示與壓抑的邊緣處境。在〈河水鯊魚〉中，嗆辣的艾瑪不僅拿刀作勢砍山精，山精還開玩笑說「你在工寮裡都不是那樣的。」、「女人不給男人－－不煮飯幹什麼？」（《河岸傳說‧河水鯊魚》，頁10、11）在此女人的經濟價值明確，除了將自己獻身給男人，就是煮飯給男人吃。老高大聲罵自己的同居人：「別提她了，這婆娘，回波多黎各去了。」（《昨夜星辰‧冬夜》，頁6）老高與她只是相互因為肉體需要而在一起，「那緊繃著薄衣的身子，那渾圓的乳房，那渾圓的臀部，那跳躍，那展延無垠的腹肌，那融入肌膚每一個細胞的瘋狂歡騰。」（《昨夜星辰‧冬夜》，頁7）彼此沒有婚約，老高出房租，她出身體共貪歡，彼此都是對方的野男人∕野女人。

這樣的經濟效益，使浩雲在外國妻子施維亞上碰到難題：「早上不起床，我自備早餐不算，還得多弄一分送到床上給她吃。這種習慣，我們華人是不興的。」（《因風飛過薔薇‧煙鎖重樓》，頁261）而浩雲與年幼葉若蘭的曖昧關係，可璐詢問是否買燒臘回家吃，浩雲相當不耐煩；當去接葉若蘭時，卻說可璐「去唐人街買燒臘，妳最喜歡吃燒鵝了。」（《因風飛過薔薇‧煙鎖重樓》，頁198）借花獻佛，用經濟效益去攬住經濟效益，因為日後葉若蘭與他的關係，就是婚外情關係。

當女性的經濟效益隨著年華老去而漸失，在凌浩天想著與楊可璐畢竟是當年的初次交往的狀態了，「不是當年共度晨昏的那種姿態，總是想製造一種浪漫的情調。」（《因風飛過薔薇‧煙鎖重樓》，頁145）、「午夜夢迴，他翻身手搭過去，頓然睡意全消，怎麼胖得連腰身都沒有了？」（《因風飛過薔薇‧煙鎖重樓》，頁147）因為女性身材太過有經濟發展的痕跡而遭唾棄；可是事實上，女性較少去鄙棄久婚日漸發腫的先生，這就是男女在物性與感官要求的差異。而浩天說：「妳以後不要在爸爸面前愁眉苦臉的，好像我虐待了妳。」（《因風飛過薔薇‧煙鎖重樓》，頁229）在凌浩天逼著她吃避孕藥而沒有小孩的情況下，呈現出因為經濟效益失去之後（生產與煮飯），開始產生現代男女的婚姻冷酷異境；浩天安排葉若蘭在外貸屋，浩天同樣要葉若蘭吃避孕藥，葉若蘭沒有照著吃，竟然懷了浩天的孩子，葉若蘭此刻出現的經濟效益，浩天當然不敢收也不能收，葉若蘭後來只能隨意地與老印結婚。

女性常是愛的羅曼史的擁有者與製造者，在羅曼史般的小說與情境中矛盾、拉扯，又被撫慰。沈苓比較倔強，家世好，沈家對殷以誠的窮困而不願意他與沈苓在一起。沈苓對「彼得遜竟然能那樣毫不含糊的把感情收拾得整整齊齊。」（《因風飛過薔薇‧紐約春寒》，頁119）表示佩服，沈苓的疑惑是在與柳若愚之間：「何必一定要裝成是一對恩愛的夫妻？」（《因風飛過薔薇‧紐約春寒》，頁127）因為這是家人屬意的婚姻契約，也是建立在經濟效益之上。而潘雨桐小說中，比較認命的是束慶怡，「婚姻只不過是按紋依路的照著走而已，嫁過去或是娶過來，是好是歹，都是命啊！沒有什麼好嘆好怨的。‧‧‧‧‧‧可是，如今她卻一腳也跨了進去，跨進一個有人羨慕有人不屑的婚姻圈裡，往日的憧憬，往日的夢幻，都在種種現實的擠迫下，變得破碎。」（《因風飛過薔薇‧天涼好個秋》，頁54）而重要的是：「她都沒有重演一次的機會了。」、「她可從沒有想過還有什麼可有轉折的餘地。」（《因風飛過薔薇‧天涼好個秋》，頁55）、「而這人生重要的一程，卻是在迷糊中踏上去的。」（《因風飛過薔薇‧天涼好個秋》，頁63）束慶怡、何一珊與依湄都是清麗佳人，為了符合小說中對愛情與婚姻的憧憬，束慶怡與何一珊彼此是好友，沒有嫉妒心。束慶怡自知無法與何一珊比較，「束慶怡很有自知之明，她清楚知道自己祇是一個平平庸庸的女生。」（《因風飛過薔薇‧天涼好個秋》，頁63）束慶怡與醉瓊樓老闆伍時勳相差二十歲，家人當然反對。束慶怡與宋家陵的純純愛戀無疾而終，直到面對老闆伍時勳開的條件，可見這只是一樁婚姻買賣的。雖然後來束慶怡在神父問他願不願意嫁給老闆伍時勳時，她猛然驚覺；但是當伍時勳把她頭紗掀起，「束慶怡感到有點暈眩，不過，卻輕輕的笑起來。」（《因風飛過薔薇‧天涼好個秋》，頁89）不滿意，卻還是一種幸福感。的確，經濟與幸福，時常是相關聯，也才有何一珊說「這樣的金龜婿，給妳釣著了是妳的福氣呵！」（《因風飛過薔薇‧天涼好個秋》，頁53）金錢還是幸福之必要與必備。

潘雨桐小說中另一位女性李薔，歷經馬來西亞到美國的離散，從年輕女孩到失去男人的寡婦，在時代推演與環境變遷之中，對於吳怡南這「理想主義者」（《靜水大雪‧靜水大雪》，頁108）可能大為不解。吳怡南是典型的華人心態，希望回歸原鄉，卻不可能回歸原鄉的心態（自己不可能回去，環境也不允許回去），而產生虛無的認同，精神上的慰藉，只不過是一種理想化的「精神境」，仍然只能在美國成家∕流浪。李薔無言的認同不是自我選擇的婚姻，又莫名其妙收到來自亡夫天大的遺產，辦酒樓，養母親，雖然母親很像是賣掉他的人口販子。而吳怡南在小說中，只有理想，沒有其他尋常生活趣事的描寫，而他成為「華衣的浪人」（《靜水大雪‧靜水大雪》，頁97），如此浪漫堅毅的偉岸身影，好像是一種尊容高華的姿態，其實都呈現一種愚昧與無奈。李薔溫雅端淑，「憑的是直覺」（《靜水大雪‧靜水大雪》，頁117）敏銳度，她的母親曾經以「退了學那麼多年，戲不學，終日還看些雜書閒書，你以為你會是個女狀元？」（《靜水大雪‧靜水大雪》，頁112）責罰他，而所謂的閒書雜書，絕對非沒有知識性，可見不管這些閒書雜書是如何的閒與雜，讀書對於他母親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從而他也不需要具備知識，因此吳怡南談江山萬里情，李薔就是低能的女性角色，來映襯吳怡南的聰明，也就是男性的宰制世界立場，男人目光悠遠本是氣概之要求，女人不懂才是真懂。女性缺乏大時代的情懷與奮鬥的激進主義思想，看李薔與吳怡南對話：「我可做不來你的夢，我是個女人，憑的是直覺，只知道要吃飯，要睡覺，想把日子過得好一點而已。別的，我無所求。」（《靜水大雪‧靜水大雪》，頁117）女性要求低，也難怪屢屢成為時代中可見的價格低廉、可替代性高的物品或發洩品。男人大部分時候確實是理智的，女人相對的是情感的動物，男人慣於衝鋒與開啟未知的領域，女人確實被要求（自我要求？）安穩家庭，得到成就感，而這樣是否是另一種性別權力的均衡？這樣的偏頗認知，確實是反映在潘雨桐的小說文本之中。

楊桓的親母「彷彿每天晚上點上那炷九點香，她就可通天地，和先人共商大計，如何的傳承基業。」（《靜水大雪‧那個從西雙版納來的女人叫蒂奴》，頁6）。就算丈夫不忠而被趕出門，宗法體制內偏狹的男性視野仍在作祟，透過捻香問祖，祖宗們在高處登臨俯瞰，彷彿一種逼視，逼視她的不可隨丈夫變心而更異的女性之貞操與傳承之天命。女性，或者是楊桓的親母，雖然可以有休夫、抓姦的權力，卻無法泯除女性具有母性生殖的天命與天意工具用途，她能夠反抗丈夫，反抗外遇，卻不能反抗社會使命！

張小燕也在男性的世界中被制約。張小燕家庭重男輕女，張小燕在家中的地位當然遜色於兄長，這是一種性別的優越，不僅是在傳宗接代的思考，也是一種「贏取」與「失去」的定位：男性可以迎取一位女性回家幫忙，女性只能被掠走，去對方家庭幫忙經濟上的負擔。而張小燕因為哥哥與父親的出狀況，她有意願的犧牲自我，落塵為凡世間的肉身精靈，專供男性淫用的性消費淫具。當楊桓誠懇地單足跪地求以允婚，張小燕以「男人膝下有黃金──你會後悔的！」（《靜水大雪‧那個從西雙版納來的女人叫蒂奴》，頁7）為由，就認定自我的價值低賤，完全符合一般現實或者是讀者與作者對小說情節的要求與設置，張小燕當然也就接受「父統」體制的女性卑微、委順、柔心弱骨的必然要求（文學中幾乎很少有胖子、金剛芭比），而張小燕的自我定位本就是男性的附屬品、人類的次級品，因此，當有人與之求婚，他顯然驚訝到無法置信。

女性的物化，雖然以金錢交易最為明顯，而男性霸權的支配力才是使得女性主體被迫隱匿，從父親手中交至男人（丈夫、男友）的手中。蘇絲瑪被林阿成姦淫得逞，成了林阿成的人，是他所積累的性機器、性服務與性財富，也是性慾的得逞與擴張。高若民害怕海盜洗劫財物，也擔心會奪走女兒的貞操，這些擔心，除了怕女兒的受傷之外，其實也是擔心女兒這樣的商品，經過被不名譽的侵佔，而日後無法找到合適的買家，斷送以人為主體的嫁娶經濟利益。後來十七歲的女兒被強行進入靈魂深處，他並不是陪著女兒嚎天啕地，不是哀嘆女兒受到的不人道待遇，而是短暫的安撫女兒所受到的際遇，並沒有長期陪伴女兒撫慰心靈的傷痛，只是急切的尋媒訪親，將把這原本能回收的經濟效益女兒，立刻設下經濟效益的停損點，在女兒被強力唾棄之前，趁著還有一點被憐憫的可能，沒了幸福，只剩下「有人要她就已經不錯了」（《靜水大雪‧東谷歲月》，頁193）。女性的被強暴，男性不是去追求正義伸張正義，而是試圖掩蓋，視為醜陋；醜陋的不是惡行，而是被欺凌的女性是醜陋的。因為強暴而征服女人，這裡並不將女人視為財產，而是可征服的「公物」，男人征服後，就將他遺棄，而再次征服他人，並且此舉是毀壞父親原有的財物（女兒），毀壞即將成為他男人的財物，因而產生不完整；父親認為不完整時，就會將這個不完整的碧玉隨便投入市場，不是待價而沽而是有價即賣。這裡的男性，幾乎都是傳統觀念的代表，意味著女性被侵害而成為不潔，也使得女性這樣的財物貶值，隨意的於市場拋售，增值已經不可能，而不去追究被害者在時代中如何自處與被對待。女性的心靈與痛楚，並沒有在此被刻畫，只看見男性於女性的卑微中，顯得猥瑣與踉蹌。

作為經濟貨物之可能物，女性也因此成為個人所擁有之資產。高若民金屋藏嬌於貨倉改裝的閣樓，那閣樓就因此多了情色味，沒了書卷氣，多了腥濕味，沒了財寶氣。從貨倉到閣樓，桃樂珊只是一種商品，只是被包裝成漂亮「一些」的肉體。陳宏每個月底結帳一次，表示男人的情慾發洩可以賒帳，每月一次的紀錄而能成為發洩能力的紀錄，或是成為恩主之意味，也強調論月記酬的露嘉西雅的使用期限，而「你少跟茀迪南在一起」（《靜水大雪‧逆旅風情》，頁142）可見一種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權利與義務。

黑女人白莉琪算是上海佬的老相好，「他們結婚是一種形式，要不要有夫妻的實質，得看彼此的心情和需要而定。他要的是一張綠卡，她口頭保證絕不中途離婚，要離婚也得等他拿到綠卡以後。‧‧‧‧‧‧她是夠道義了，在魯雲漢眼中，她也算得是江湖俠女一個。」（《昨夜星辰‧鄉關》，頁102）取得綠卡，更是具有無上價值的經濟效益。

小說文本中對於張小燕、露嘉西雅、秀蘭、桃樂珊、李薔、諾莎菲娜等等女性的現實遭遇，雖然出自為其發出不滿的聲音；而小說中女性受到男性權勢的壓抑，整個價值的詮釋權也在男性手中。張小燕淪為妓女卻說是無私，這就是對女性肉體與靈魂上痛苦的蔑視，反而肯定了身為妓女以犧牲的美德（？）。茀迪南試圖以一雙鞋子去取悅露嘉西雅，露嘉西雅沒有得到救贖，反而更加被他人與自己物化。李薔的不幸福雖然獲得好的結果，但是其實是感恩的心，她緊貼吳怡南的厚手，眼淚輕流，則女性的幸福又顯得不是那麼純粹。秀蘭被欺凌後的景象，卻是華美與典麗兼具的鋪陳，是男性中心作祟的結果：床上的落紅標示著女人的初夜像是經濟價值與原裝好貨，也顯現女性的貞操與潔淨。

肆、母性的恩、惡二分

潘雨桐小說中的母親，其實就是簡單的母親雙重形象，一種犧牲小孩，成就自我；一種成就小孩，犧牲自我。第一種是控制小孩與他們的婚姻，驅使兒女進入不美滿的婚姻與家庭，此時，母性一是可能成為惡婆婆，一是逼迫女兒的惡親母，這兩種類型，都是刻薄尖酸，滿嘴庸俗語，一臉冷酷顏。

他們都只有母親的稱號與身份，「不配」有實際的名字，例如楊桓的母親、李薔的母親、沈苓的母親。他們非主角，卻決定整個故事中劇情發展與脈絡轉變的重要人物，也對裡面主角的幸福握有決定性的「壞的」影響與規範。這些母親成為「惡的象徵」，在〈雨窖情事〉與〈靜水大雪〉之中，長庚的父親和李薔的母親同樣被配偶拋棄，而僅僅憑藉自己之力獨自撫養小孩。饒有意思的是，長庚父親愛嫖妓，長庚很不以為然，但是長庚漸漸能夠理解父親的性壓抑，「老了才來做一次酒色征逐」（《靜水大雪‧雨窖情事》，頁52），並且以為那些道德宣諭，就像「那些無形卻如網絡般的道統已把父親束縛的太久」（《靜水大雪‧雨窖情事》，頁52）而李薔的母親卻被形容成污髒與羞愧，總是在「那床萎敗了花花草草的被單」（《靜水大雪‧靜水大雪》，頁108），而從這衰敗的草葉意象中，林師父裸身登場，「如山神廟裡破敗的泥塑神像般的色澤。」（《靜水大雪‧靜水大雪》，頁104）母親通姦於林師父，李薔很難以接受，想起母親「撥著唐裝衫的下擺搧搧涼，時隱時露著腰間的肉一團白。」（《靜水大雪‧靜水大雪》，頁101），對母親的肉體「突然覺得有點噁心」（《靜水大雪‧靜水大雪》，頁101）在此的雙重標準是，父親的情慾流露獲致合理的認可，母親的情慾中燒則具有道德與貞潔之感，女性情慾被迫隱藏，呈現偽飾的扮裝。

同樣對於女性情慾需求的處理，小說中對李薔與露嘉西雅等等年輕女子的性慾流蕩，視為當然而然，對於母性、母者的情慾奔縱顯得難以豁懷大度，令人厭惡的言行也都由母親來表現。另一種則是母性的典範，如諾莎菲娜和伊絲狄等，一個願意委身侏儒，只為了供給孩子好的生活；一個流落異鄉，出售靈肉為妓，獲得市場價值與經濟價值，「伊絲狄一樣的笑臉盈盈：『先匯點錢回去，下個星期開學了，孩子──』露嘉西雅聽她說著，說著，她的聲音變得柔柔細細，如平日裡的山溪，清澈亮麗，而那張圓圓的臉，盈盈的笑，漸漸的幻化成天人菊，從展枝結蕾，綻瓣怒放，都在眼前一瞬間展現，最後成了甘露，點點滴滴，滋潤著家鄉龜裂的土地。（《靜水大雪‧逆旅風情，頁145》。也看得出作伊絲狄等人在文本中被肯定與歌美的。

然而如此的將母儀「聖母化」，還是男權∕父權系統的的霸性論述與窠臼詮釋，將女性、母性只要對家庭有貢獻犧牲即為最高價值取向，這些女性要背上家庭這厚重的外殼，也因此只要母性發揮得宜，不背離道德，則女性就是「最高級的成就」，因此在文本中，伊狄絲的光輝最耀眼；但是女性包括伊狄絲所面臨的實際社會處境，其實很難用如此過度簡單的禮讚，而試圖掩蓋女性於現實生活中的不平等遭遇，母愛的光輝與無私不是父權機制的論述標準就能形構，而犧牲與否不能構成母性光輝這樣的簡單標準的論述。蘇絲瑪對林阿成的感情很淡，並且只是被發洩的工具。蘇絲瑪與林阿成、沙蘇曼等人之間的關係複雜，林阿成是受害者卻是同時也是惡劣的加害者，而加害者卻也可能是如沙蘇曼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