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曼‧藍波安，蘭嶼（人之島）達悟族人（漢人稱之為雅美族），漢名施努來（一九五七－），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吳濁流文學獎，著有《八代灣的神話故事》、《冷海情深》、《黑色翅膀》與《海浪的記憶》等。《冷海情深》獲選為一九九七年聯合報讀書人年度好書，《黑色的翅膀》也進入一九九九年中央閱讀十大好書榜。

壹、台灣海明威的「自傳式」海洋文學

達悟族的文字一向闕如，只能以口傳來歷代相沿承襲神話與傳說。其後歷經外來文化入佔，蘭嶼從此主體瘖啞，喪失話語。直至一九九二年，夏本‧奇伯愛雅的《釣到雨鞋的雅美人》和夏曼‧藍波安的《八代灣的神話》二書，使達悟、蘭嶼再度展開自我論證與追尋的契機。

夏曼‧藍波安曾經也寫詩，打過零活，也當過生活如跳表的計程車司機，離開達悟文化，在漢人社會中浪遊。而一九八○年代，接觸台灣原住民運動、反抗核廢料儲存蘭嶼的運動等，決定退回原鄉，弘揚達悟文化，奠立日後原民文學與海洋文學的基調。

台灣文學在海洋母性的呵護與孕育中，流洩出「海洋文學」抑鬱、悲涼又奮發的堅毅性格。而原（住）民文學的海洋稟性在夏曼‧藍波安的刻舟替代黔面，操槳破浪前行，使得《冷海情深》（台北：聯合文學，一九九七）等書的原民書寫，在海洋文學的浪頭上更疊生滄桑剛勁，情衷感染之深度、廣度絲毫無遜於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的《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傑克‧倫敦（Jack London 1876－1916）的《海狼》（The Sea-Wolf）、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llville 1819－1891)的《白鯨記》（Moby Dick）、、畢爾‧羅逖（Pierre Loti 1850－1923）的《冰島漁夫》（Pecheur d'Islande）、康拉德（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的《吉姆爺》（Lord Jim）等外國海洋文學巨著。

《冷海情深》一書猶如渾厚壯美的史詩，沈穩內斂的文調，深細精毫的筆觸，鐫刻出「海洋朝聖者」（書名前題與書內篇名）對山風海雨的敬畏，試圖超越拔昇，卻又保持原鄉如深邃秘境。而「自傳式」的書寫，載記面對自身與生命採取的莊嚴超然立場，宇宙就在此方天地始終，信仰因貧困而更顯鐵凝般的光燦，構成本書在自由與限制之間（內容與形式）的諧和。

而綜觀《冷海情深》全書，在人物的書寫上，並不以深入刻畫徒得形似，而是以浮雕以竟全形的手法，讓書中（現實）的主角，透過短句短語，朗現各自的處境與心情。

《冷海情深》一書中更看到泳離蘭嶼，迷潛台灣，迴游蘭嶼的主體在經過三段生活的轉變，並且最後發現轉變之困難與不變之不可能，返鄉成了生存的競爭與鬥爭。而這樣的競爭與鬥爭竟然也在文化主體上落得同樣的難題。

貳、山海方滋的信仰∕惡靈退卻的豪情

〈冷海情深〉的敘述者（作者？！），身為信奉、尊崇與挑戰海洋的一位達悟族人，在晨昏風雨、月淨天清、繁星冒突等各種生命處境，試圖穿越海洋的冷冽，以銳刺的魚插掀揭如蓋之洋所內蘊的細緻風姿。

而這樣的危險性任務，在面對海洋時而以侶伴、母者等溫情的形象，固不難去感受體驗山海方滋的溫柔撫觸，而是時而面對海洋如惡靈、鬼魅的步步進逼。除了對海的依戀眷顧之外，若不是有惡靈退卻的豪情，以此堅毅於對海洋的憧憬與涵泳，化為人文與自然的對話，融攝成一體。

於是，秉持「山海方滋的信仰」、「惡靈退卻的豪情」，雙重稟念，恆定一心，描繪深海風景、繁多魚類，都能如潛泳深海，實現深景。文中所有的被敘述者，都是多元複雜的關係，如妻與敘述者、母親與敘述者、敘述者與魚、魚與老者、祖靈與惡靈、語言與辯證、現實與自然、信仰與自我、貧困與樂天‧‧‧‧‧‧等等，可以交織成人類學、文學、社會學的跨越研究。甚者，海洋不只提供達悟族生活，更是潤澤與涵養達悟人的文化與信仰，例如達悟人將魚類魔幻的劃分為男人魚、女人魚、老者魚，女人分娩魚等等。

而這樣的信仰與豪情，其實就是歷史的隔斷與言說的落差。在〈冷海情深〉中，主角是體認到：「海，是有生命的，有感情，溫柔的最佳伴侶。」、「唯有愛她的人才能享受她赤裸的豔麗與性感」（頁26），明顯地與老者、妻子們所認知的海是惡靈、威嚴不同。這樣的情況，無非是教育與環境所形塑而成，主角是在漢文化體制下被教育的，海洋的多元性、遊樂性已經勝過信仰與權威（雖然仍在）。

而另一種隔斷與落差則是在達悟與蘭嶼仍要面對現代化、商品化的生活，達悟族的魚獵、樂天、知命、信仰已經不再是那麼的堅定，也因此反折出「山海方滋的信仰」、「惡靈退卻的豪情」是難以持續，也呈現弱勢民族的無奈與悲哀，更是原文化面對現代化的難以抵抗。海洋文化曾經內化為蘭嶼文化，而如今在蘭嶼，海洋只屬於懂海的老人與待離的小孩。海洋依然是海洋，蘭嶼依然是蘭嶼，只是少了些（達悟）人來理解海洋與蘭嶼。

而所幸的，夏曼‧藍波安投入生命去重新挖掘蘭嶼與達悟：在現代視野、價值評量之中，他的文采呈現生命難能可貴的赤誠。

參、原民文學（論述）的眷戀與侷限

〈冷海情深〉中透過老者的眼光，看見海洋的智慧啟示，透過年輕的敘述者，熱誠的去體驗海，去印證（否定？！）老者之言，使達悟文化得以獲致傳承。因此我們看見〈冷海情深〉中有智慧與啟語，有淚水與汗水，有衝突與調和，有文明與自然的兩難，有氣魄豪情與經驗耆智。最後，在老輩的詩歌傳唱中，達悟精神仍然沿傳。

《冷海情深》一書，很容易看到蘭嶼人的信仰與生活。因為是靠海生活，年長者畏懼她，年輕者挑戰她，在畏懼與挑戰之間，如前所言，就構成歷史的隔斷，這樣的隔斷也就是現代化在台灣與蘭嶼的隔斷。而捕魚是挑戰大海，敬海是原民生存的基本立場，如此又構成達悟族的浪漫性格，在奮勇搏浪與海灣自適之間獲致平衡。

原民文學的創作與閱讀，是台灣文學中很特殊的存在與體驗，而很有趣的是，「漢文」是原民文學書寫的主體（中央），而「漢語」卻不是原民彼此間交談的媒介（邊緣）。

《冷海情深》一書的多元原民題材與書寫，能夠警醒如何去替弱勢族群提出問題的解決方法。而《冷海情深》一書與曼‧藍波安的其他書互為鑑照；甚者，其他原民作家的互為比對，我們當可發現，原民題材的類同，風格的趨近，是否是原民文學未來發展與演變的困境？而這樣的困境是否又是作為次文學的宿命侷限？

而在論述原民文學之時，除了探究我們熟知的文明與現代的衝突，回歸原鄉的召喚等等基調，當然原民文學也極易與海洋文學和為一談。原民文學很值得肯定的是在反殖民的傾向與吶喊；但是，當論述者也只有（或者是唯有）從後殖民角度來審視原民文學或夏曼‧藍波安的文學面向與關懷，都是陷入一種危機，使原民文學在後殖民論述中被侷限。這種後殖民論述很容易在文本中找到論述的方向，卻也束縛了原民文學新的發展與新的探究可能。而除了漢族文評家，原民文評家自己也容易陷入這樣去掌握話語論述的危機，久而久之，形成單一的原民文學霸性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