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的政治人物總愛說要內政、外交必須符合國家利益！但，什麼是國家共同的利益？而誰又能決定國家共同的利益？

一個國家要談發展，其中必定牽涉到現實的政治權力與稀有性經濟資源配置問題。也因此，所謂國家的共同利益，就意味著一種社會上多數行動者對權力與資源如何運用與分配的共識。但...這樣的共識是怎麼產生的呢？透過選舉嗎？還是透過藏在檯面下的利益交換？

過去，我們所謂的國家利益在威權的政體中是透過限縮菁英以外的人進行政治、社會、經濟等各種參與的管道，並透過一元的學校教育體系加以建構某種精英所偏好的價值。因此，過去以來的國家利益一直被簡單的定義成一種標準答案。儘管近二十年來我們面臨了民主化的外部壓力與內部轉型，但弔詭的是，無論從老蔣、小蔣、老李、阿扁、到阿九...近五十年來整個社會對｢國家利益｣的定位與敘述邏輯都非常雷同，那就是：｢我們要如何建立一個國家｣？而不是談國家的未來要怎麼發展！

在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無論西歐、西北歐、英國、美國的政治經濟學者在談論國家發展時，往往是從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的歷史脈絡進行探討。

一方面，學者專家會針對過去｢各種正式的政治、經濟制度｣進行探討，例如憲政體系與政黨體系；政黨的形成過程與其主要的價值偏好(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府財經政策(包括貨幣、匯率、政府與銀行的關係…)；社會發展政策(包括社會福利、失業問題處理…)；以及政府進行國家發展的角色與手段(介入程度、介入內涵...)等等。

另一方面，學者還會深一層的探討這些制度背後隱晦但具體的要素，包括：這些檯面上的制度形成是由哪些行動者來主導，行為者可能組成哪些種正式或非正式的網絡與組織、行為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與資源配置如何互動、甚至討論正式制度產生之前，行為者如何在互動中找到彼此能夠認同的價值體系。

舉例來說，當學者在分析德國的國家發展價值與利益時，會論及德國在二戰之前的產業是奠基於俾斯麥時期的重工業發展…戰後面對嚴重的失業問題、社會發展問題而引發工會與企業組織之間的集體協商，其中政府扮演了(公會與企業之間)中介協調的角色，並透過德國聯邦銀行做為哪些產業發展的後盾，並如何將德國的產業轉向精緻化的工業設計與製造…90年代在東西德統一與歐盟的單一市場架構下，德國工會與企業之間的談判內容改變、政府對市場經濟的態度改變、政府對勞動政策的調整…等等。

進一步來說，這是一套以問題為中心的結構性調整，其中有幾個要素包含：(1)面對問題到思考問題本質；(2)進一步提出方案試著突破並解決問題；(3)不斷的反詰是否將問題根除，並深思應該如何防範未來類似問題。但是，事情並不只是這麼單純。真實的政治經濟環境必須不斷面對動態的內、外部挑戰，包括世界各種政治體制的創建與消長、全球化帶來的資本流動、各個主權國家彼此之間在權力、資源配置角色與手段的調整、科技的創新、國內外各種政治事件的影響...等。在這些脈絡中，無論企業、政府甚至勞工聯盟(工會)都會有一連串的因應，並且在整個動態的互動過程形成新的結盟關係，甚至進一步深化成為新的正式制度。

而且，世界的發展不會因為一個國家找到適合的生存方式而停下來。因此，此刻的新制度可能在無法因應未來的新興問題時再度被挑戰。進而引起不斷的修正or破壞、創建&深化...的循環。而，這套循環體系也未必非常穩定，其中也可能在未臻完美時就不斷的解構與建構，也可能在不完美的時候塵埃落定並且僵固。

因此，我們可以說國家的整體利益，就是所有重要的行動者在這樣動態且複雜的過程中，一點一滴去經營出來的…那麼，台灣過去以來為什麼找不到屬於自己的國家利益？未來，又該怎麼找到屬於我們的國家利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