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的對立，是另一種殺人不見血的途徑。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好萊塢的黑名單》，描述美蘇冷戰時期因共產黨員身分被列入黑名單的編劇達頓川波，如何因莫須有的指控致被迫舉家搬遷、失去工作。非黑即白的排他性，將一個人簡化成一種信念，抹除其他向度，所以才華洋溢的大編劇必須化名創作，為了生計為了能持續發聲，被迫跟通俗商業利益妥協，卻依舊以掩不住的才華寫下一部部的佳作，拿下一座又一座的編劇金像獎。名字可以改，堅持抵抗的理念不能改，達頓川波從中心被驅逐到邊緣，再以改名換姓的方式進行游擊戰鬥，再度回到中心。他憑藉自己的能力和才華，透過時間和市場，證明信仰無罪，創作有理。在無法相濡以沫的影劇江湖裡，或背叛或出賣或伯仁因我而死的傷害，只說明了身不由己的時代荒謬。男主角布萊恩克雷斯頓演活了劇中的主人翁，有狂有力有意志，還有為父為夫的真愛，以及為友的情義與為人的尊嚴。那是個不能好好言說、誠實成為自己的年代，每個人都被迫扭曲被要求表態。標籤與打壓是容易的，司法與媒體是盲目的，藝術與政治有染，法律為政治服務，如何能夠以筆發聲，不離不棄，抵抗黑白分明的眾聲喧嘩？無名化名是假，黑名單又何嘗是真？就算莫須有的汙衊是冰山，終得消溶於時間的檢證、才華與信仰的抵抗，那是無從辯解的說服，是自由與真相的回歸。
 

　觀看此片時，很難不想起白色恐怖時期的種種，近來陳芳明老師的《革命與詩》一書出版，述說他在噤聲年代裡流亡海外的心情，與本片必有不少共鳴之處。是以當達頓川波因為電影成就被肯定，終於洗刷冤屈、領取獎座時，他說了這麼一段話，是全片的精髓，也是對那個因怖懼而猙獰的時代告白：「黑名單是邪惡時代的產物，存活下來的人們，無一不曾被邪惡染指，當時的情況完全非個人能夠掌控，而我們的作為反映了自己的天性、需求及信念。眼前的情境強迫我們做了某些事，那是個恐懼的年代，無人可以倖免，許多人喪失了家園，家庭分崩離析，有些人甚至葬送了生命。但當我們回顧那段黑暗時期，指認某人是英雄或惡人並無助益，我們之中沒有善與惡，只有受害者，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被強迫做出當時的言行，否則我們不會那麼做，我們傷害對方或受到傷害，但其實我們並不想交換那些傷口。」電影結束前，他特別強調這番話並非試圖傷害任何人，而是想要治癒傷口，鏡頭帶到曾經出賣他的朋友臉上，「修補多年來不斷被撕裂的傷口，更糟的是這些傷口都刻在我們身上。」淚從那位朋友臉上緩緩流下，我也哭了。
 

　通往地獄的道路不一定由善意鋪成，但前往天堂的路途勢必由寬容指引，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