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電影的迂迴反思，大陸雜文寫作者李承鵬選擇以直接犀利的言詞，表達對各種公眾事務的不滿。從新聞審查制度、公共工程品質、地震賑災弊端、移工返鄉交通到城管掩殺小販的罪行，間或採取嘻笑怒罵的寓言或故事插敘，但控訴鮮明，句句見血。基於一個人的粗話，有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抒情詩，所以他義無反顧地堅持表達的尊嚴，「這些事，不是什麼大事，這些道理，卻不該被埋沒。尊嚴如此奇怪，它並不值錢，可是我們僅有。尊嚴本身不是作品，卻能讓你通體發光，兩眼澄明，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這本書中，他左右開弓，從天災人禍、不敢說真話的媒體到知識分子與電影工作者的墮落，直挺挺的文字讓說者痛快，觀者心酸。有人問他既然如此不滿，為何不移民呢？他說，那兒是好山好水好寂寞，這邊是好髒好亂好快活，國外活的是尊嚴，但中國活的是派頭，「雖然這裡的食品、飲用水、空氣是毒了一點，習慣就好，久而久之，人人就修練成百毒不侵的歐陽鋒了。」即便我明白愛之深責之切的道理，卻依舊為其嘲謔無奈的姿態感覺不安，這樣的病理切片似乎欠缺情感的溫度。
 

　  於是我寧可閱讀以虛構針砭現實的小說。同樣是聰明俐落、反應敏捷之人，畢飛宇在短篇小說集《大雨如注》中，以蒼涼的姿態傳遞社會的悲哀：談一胎化下的激烈競爭是「經歷過『PK』能『活到最後』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好孩子，倒下去的最多只能算個烈士。」所以要訓練演講，因為舌頭是軟玩意兒，卻是硬實力，但等孩子伶牙俐齒的瞧不起父母時，「自卑是一塊很特殊的生理組織，下面都是血管，一碰就血肉模糊。」；描寫金屋藏嬌的第三者遭到始亂終棄後，和寵物相依為命的狀態，「泰迪和她不是狗與主人，是孤兒與寡母，很悲涼、很頑強，有尊嚴。她為此而感動。寂寞與清貧像兩隻翅膀，每天都帶著她在悲劇氛圍裡飛翔──再舒適的物質生活也比不上內心的戲劇性。」；或是寫遠離鄉鎮自然的老人進城，她和兒子的一番對話更是鮮明批判了暴發戶的心態：「兒，你不是住在城裡嗎？怎麼住到天上來了？」「不住到天上怎麼能低頭看人？」「低頭看別人，暈頭的是自己。」「低頭看人頭暈，仰頭看人頭疼。──還是暈點好，頭一暈就像神仙。」
 

　  之前畢飛宇來台灣時，我曾聆聽兩場座談，也閱讀了他與張莉對談所編著的《小說生活》一書。在書中，畢飛宇強調作家要塑造人，首先要能理解人，而且是從日常生活的層面來理解。書寫者不能飄浮在生活的表層，必須浸入生活加以沉潛，才能將生活細節信手捻來，讓讀者歷歷在目。並且，好的寫作者應該給讀者和社會帶來新鮮感，通過冒犯我們庸常的感受和經驗使讀者警醒和思考。是以他的文字有一種使人驚心的陌生感，像是形容一個高中女生很「蔻」，將「蔻」視為一個十分鬼魅的概念：「它比漂亮艷麗，比艷麗端莊，比端莊性感，比性感智慧，比智慧凌厲，總之，是高中女生的至尊榮譽。」閱讀至此，怎能不拍案叫好呢？而他對科技取代生活實感的觀察，在此篇〈遙控〉中以自嘲的方式呈現批判：「我們是一種火焰，在自我燃燒中自給自足，最後，終止於寂滅。除了錄像袋與影碟，我又能做什麼？我只能陷在沙發裡，一手執菸，一手持遙控器，在『倒帶』與『慢放』之間重複那些溫柔衝動與火爆畫面。」主角如同一隻卡通貓，咀嚼與下嚥成了生活的全部，當肥胖成為寂寞時代的人體造型，那是作家同感他人之痛的抗議姿態。
 

　  我了解雜文與小說作為兩種不同文體，其書寫方式與訴求本有不同，影像與文字傳播的差異當然更大，然而，我想說的是創作者的對話姿態，這當中或許沒有對錯，只是位置的不同、信仰的不同，以及快與慢、虛與實、深與淺的不同而已。最後，我想以畢飛宇談胡琴的某個段落作結：「胡琴害怕下雨或下雪，蛇皮在雪天裡太緊，雨天又太鬆，聲音顯得小家子氣，蛇皮的鬆緊是琴聲的命。琴的味道全在鬆與緊的分寸中，在極其有限的局限裏頭極盡瀟灑曠達之能事。……瞎子說，笛子的眼位全定在那兒，氣息的輕重尚能使聲音變化萬千，胡琴靠著兩根絃，手指的把位不定，越發需要氣息去整理，要不全飄了。那只弓就是氣息，氣順、氣旺、氣沉，才不致心浮。你玩的是花活，弓不聽你的話，又怎麼肯為你呼風喚雨？聽不見風雨看不見日月，宇宙大千離你就遠了，就剩下一堆聲音，狗屎一樣痾在耳朵裡。」將胡琴換成作品，蛇皮即創作者的心態，弓便是文字，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