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在課堂上練習寫作文「換個角度看」。有學生寫道，同樣是美軍在中東作戰的新聞照，有士兵將水倒入戰俘口中的溫情照，亦有以槍抵頭的凶狠面目，同樣的新聞，不同的角度，真相從來不是只有一個。也有學生提到：面對陽光，固然能將陰影置於身後，但若是把「換個角度看」當作美化一切行為的理由時，豈不如《阿Q正傳》裡的「精神勝利法」般自欺欺人？「凡事要從不同的角度多方觀察，卻不代表自己在換個角度後，能拋棄其他角度所看到的警訊與可能。」更令我驚心的，是某個學生從心理學角度切入，認為當大眾所謂的「幸福」，是以排擠、對比那些「不幸福」的人而來的一種優越感時，那麼，「換個角度看」會不會成為某種階級、特權，或殘酷？「換個角度看，是幸福親手造就了不幸。」學生如是說。我不是個走溫暖路線的老師，學生從高一跟著我，便很難走在浪漫柔美的粉紅路上。所以學生會引用我介紹過的《何不認真來悲傷》一書，提及「我發覺這個社會不讓人悲傷。哭就是懦弱，哭是向命運低頭、認輸的行為，充斥氾濫的正面思考不允許我們傷悲。於是悲傷的人在團體裡是不合群的，快樂和諧的大眾不需要悲傷的人。可是，沒有悲傷，快樂也不是那麼絕對，不是嗎？『眼淚是讓人看清楚天堂的萬花筒』，沒有眼淚，我們哪看得清楚天堂？是大雨過後，才有彩虹的。」說得真好，親愛的孩子，你們已經走得比我想得更遠了。

　  二二八的三天連假裡，我看金基德的新片《一對一》，談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既對立又複製的關係，談如何在國家軍警體制下以暴制暴、兩敗俱傷，談人民對權力的抗拒與依賴、唾棄與恐懼。我看札維耶•多藍自導自演的《湯姆在農莊》，這是加拿大年輕鬼才導演2013年參加威尼斯影展的作品，探討無所遁逃的自虐之愛，死亡並非愛的終結，而是另一種取代的開始，痛並且快樂著的驚悚感，令人沉重又深受吸引。我還看了林蔚昀的自傳散文集《我媽媽的寄生蟲》，看似完美的家庭卻藏有各種生物的咬嚙與傷痕，相較於其他家族書寫的作品，此書沒有赤裸的控訴、樂觀的昇華，只是透過不同寄生蟲的隱喻，娓娓道來與母親的對話、與自己的拉扯，以及從身為女兒、妻子到母親的自憐自傷與自愛，誠實而令人心疼。那種努力追求成就、取悅他人，以及永遠對自己不滿意的心情，往往讓我想到一些學生，或某個時候的自己。這種覺得自己是不值得被愛的自卑，和外在的表現無涉，而與自我的認同與肯定有關。作者一直到成為母親後，才從兒子對自己的依戀中，漸漸感受自己是值得被信任的，而我也是藉由學生畢業之後的記得與問訊，才慢慢建立起自己「嚴格理性也是一種愛」的信心。因為有人懂得，好像也就可以對自己比較溫柔了。

　  谷川俊太郎有詩如是：「如果想講述悲傷，悲傷就會消失。這塊土地上諳熟此理的居民，每當受到悲傷的侵襲，就用手掌盛一點鹽巴舔舔，可是嚎啕大哭的人也會受到鄰人的祝福。」凝視傷痛，擁抱暗影，然後，才能心不亂，情不慌，不念過往，不畏將來，如此，安然生活，篤定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