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同時看了兩部金馬獎最佳紀錄片，2014年的《棉花》和2016年的《大同》，導演都是來自對岸的周浩。之前聽過他「以紀錄片之名」的短講，從記者、攝影到紀錄片編導的反思，特別是對「渾沌」的強調，令人印象深刻。他演講時狀似有氣無力的聲腔，與一般演講者的鏗鏘激昂實在相距甚遠，但在看完這兩部紀錄片，以及同樣由他所拍攝的《高三》之後，我終於明白他的低調與內斂，是為了不干擾、不影響、不介入他者的生活與思考，保留黑白之間的灰階，減低自身的存在感，而這正是他拍片的風格。

　《棉花》描述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從種植的農民、採收的女工、紡織廠的流水生產線作業員，到批發出口、外商採購，每個環節的精密分工、層層壓迫，可以看見農工是如何艱辛求生，在重重剝削中養家活口。彎腰匍匐的跪姿，是為了翻出一株株幼苗；天色未亮的奔赴，是為了採收更多更重的棉花；揮汗重複的動作，是配合紡織工廠超時超收的訂單。在新疆植種棉花的農民也好，離鄉至廣東廠房的工人也罷，還有在棉花採收期間，從河南到新疆的女工們，她們擠在狹窄的車上，睡在逼仄的床上，在地上吃大鍋飯，這種種艱難無非是為了生存為了家，為了寄寓著希望的孩子們。讓我不禁想到大陸女詩人鄭小瓊筆下的流水線，將人們被異化後的疏離，描寫地極為深刻﹕「在流水線的流動中，是流動的人 ∕ 他們來自河東或者河西，她站著坐著，編號，藍色的工衣 ∕ 白色的工帽，手指頭上工位，姓名是A234、A967、Q36……∕ 或者是插中制的，裝彈弓的，打螺絲的……∕∕ 在流動的人與流動的產品中穿行著，∕ 她們是魚，不分晝夜地拉動著 ∕ 老闆的訂單，利潤，GDP，青春，眺望，美夢，∕ 拉動著工業時代的繁榮」，令人為之心酸不已。

　當女工們吱吱喳喳地說起自己的疼痛、丈夫、小孩等瑣事，當她們大剌剌地打菜吃飯喝湯洗衣睡覺時，完全無視於攝影機的存在，這令我非常驚訝，不得不佩服導演能取得被攝者的信任，或是根本讓她們忘了他的存在。這種「特異功能」，其實更體現在《大同》這部作品裡。周浩跟拍大同市長耿彥波一整年，見證了住戶的拆遷安置、居民的抗爭提告、古城的重建維艱，甚至是後來的異動調職，不管是耿彥波長期早出晚歸引發的失眠與老婆的咆哮擔憂，開會時要求部屬轄區迅速拆遷的自信專橫，還是面對民眾陳情時的敷衍與沉吟、面臨無預警調職的沮喪與淚水，都一一收入此片的影音之中。全片即將結束時，耿彥波問周浩到底都拍了些什麼？周浩回答：「我拍的時候你都知道的啊！」「但我到後來根本感覺不到你的存在。」是的，這就是融對象與影像為一體的混沌，鏡頭內外無所分，從城市發展到政治生態，種種矛盾曖昧流動，這是周浩呈現出的人事自然，也是他所追求的紀錄片本色。

　《棉花》對事，《大同》對人，但不管對人對事，周浩都是一貫地抽離，不下評斷，沒有定論，始終維持標準答案之外的複雜與平衡。在接受端傳媒的訪問時，對方問及作品的文學性，周浩是這樣回答的：「我覺得我做的還是一種媒介、媒體，用影像來講我所講的故事，只是這種講故事的方式被別人稱之為紀錄片，而且它還能混跡於各種電影節。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到一種說話的方式，而且我還能繼續說下去，這個比什麼都重要。」這就是周浩，以記者的心思關注社會議題，然後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講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不悲傷，不激憤，不煽情，只有淡淡的憂愁，隱隱的亮點，緊緊揪住觀眾的心。沒有存在感的鏡頭，正是他始終存在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