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經歷戰火的人，如何辨識戰爭的顏色？是絕望的黑、刺痛的紅，是冷漠的白、複雜的灰，還是勉力點燃生命之光的黃？閱讀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的作品《我還是想你，媽媽：101個失去童年的孩子》，訪談一百零一個當時二到十五歲的人，陳述他們如何面對親人的死亡與生存的鬥爭。在二戰期間，蘇聯有一百萬兒童死亡，透過這一百零一個孩子的眼睛，是否可以看到戰爭的真相？不再是勝利與榮耀，而是瘋狂與荒謬？

　之前讀過《車諾比的悲鳴》，熟悉亞歷塞維奇經過縝密構思的「人聲拼貼」寫作，她以超越新聞報導的格式，關心那些人生從此被摧毀的目擊者，請他們說出事件的發生經過，以及當時他們如何試圖以舊有的方法，去因應核爆後的新現實，文句憂傷詩意，卻又傷痛歷歷。此書同樣把話語權交給所有人，讓每一個人為自己的事實發聲，這些孩童口述自己的小歷史，同時也拼貼這個時代的大歷史。作者自言對整個大歷史的了解是透過對小歷史的洞見，「只有如此，我們能聽聞的才不是時代的隆隆聲浪，而是我們在經過歲月後所能夠理解並被吸引的東西。」她所尋找的人，是對生命有所尋思的人，那些被事件重擊的人。他們是小人物，也是小巨人，因為經歷的苦難將他們放大了。在閱讀過程裡，每一篇訪談既片段又完整，因為真相是種零碎的東西，它又多又雜，散佈在世界上。作者蒐集日常的感覺、思緒和話語，蒐集時代的生命。我看見的是靈魂的日常面向，是作者所謂「感覺的歷史」，亦可稱之為「被忽略的歷史」。這當中所呈現的：是時間和歷史如何走過「他」。

　年近七十歲的亞歷塞維奇，以俄語寫作，擅長紀實文學。她說「在我們的時代，很難當一個誠實的人。」「就像閱讀悲劇詩集對我很重要一樣，我希望讀者看了這些記錄恐怖和苦難的書，感受是正面的，他也許會流淚，卻是洗滌心靈的淚水。」記錄口述歷史來說故事，原本就是俄羅斯文學的一種傳統形式，「透過人說話的聲音來聆聽世界」，這是她觀察世界的一種方法。但相同的人生事件，對不同的人來說，往往有各自的版本和詮釋，單憑訪談紀實或虛構小說的寫作方式，都無法包容這種多樣性，所以她藉由集體拼貼，創造出一個包含許多面向的大圖像。裡面的主角、感受和事件都是真實發生的，訪談者會先問很多問題，然後挑選適合的情節，放入書中。所以，書寫者的角色不只是聆聽街頭人語的大耳朵，還是一個旁觀者和思考者。在本書中，亞歷塞維奇用女性獨特的心靈觸動，揭示了戰爭的真實面，深刻陳述了戰爭本質的殘酷。她以非常感慨的口吻說：「按照官方的說法，戰爭是英雄的事蹟，但在女人的眼中，戰爭是謀殺」。她在內文引用某些娃娃兵的話說：「我本想當英雄，如今我卻不知道自己變成了什麼人」。此書不是在尋找英雄，而是透過不起眼的見證人和參與者所述說的故事書寫歷史。

　書裡沒有英雄、沒有名人，每個都是平凡人物，但他們的真實經歷卻比小說更驚人。即便孩子們不必上火線作戰，但在戰火中成長，在行刑者與受害者之間長大，看著俄羅斯軍人與德軍交替出現，見過無數屍體，他們叫所有上戰場打仗的軍人「爸爸」，卻不曾見到爸爸死去的樣子。此書雖寫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但戰爭至今沒有停止過，最大受害者依然是孩子，有個孩子說他以為戰爭中只有男人會死亡，原來女人也會死。有的孩子說，戰爭在他們的想像中是一生最有意思的大事，是最大的冒險，當真正的戰爭發生在眼前，人們卻都傻了，變成了啞巴，只能瞪著恐懼的眼睛。他們的童年在戰爭裡學會挨餓、也學會祈禱，最終成了沒有童年的人。戰爭結束後，沒有父親，沒有房子，年僅十一歲男孩是家中的老大，下面還有弟弟妹妹，媽媽貸款買了老房子，他學會安裝窗戶，往房頂上鋪麥稈，搭建一間木板棚……「難道我們是孩子嗎？在十到十一歲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是男人和女人了。」

　若要選出此書頻繁出現的幾個關鍵詞，我想大概是「死亡」、「飢餓」和「媽媽」吧！還未諳世事的年紀，卻親眼目睹鄰居被德軍吊死、弟妹當場被子彈炸裂，甚至必須和外婆用雪橇拖著剛病死的母親遺體，所以，當時五歲的季瑪說：「我記得，我羨慕過甲蟲，牠們個頭那麼小，總是能夠找個地方躲藏起來，鑽到地底下。我曾想像，等我快死的時候，我就變成某種野獸，我要跑進森林裡。」這些文字透過第一人稱的敘述，往往讓我看到掩面而泣，不忍卒睹。而飢餓所帶來的折磨，同樣令人心驚：「經歷過圍城後，我認識了所有可以吃的野菜野草，因為困在城市裡的人都已經吃遍所有植物了，所以，我們把一整座公園吃了，不剩下一片葉子。我會為鮮花快樂，為青草歡喜，這種單純的快樂不是一開始就能做到的，而是在戰爭過去十幾年後才慢慢學會的……」飢餓是生理上的匱乏，但對媽媽的想念更是難以填充的洞：「我一直覺得肚子餓，想吃東西。但是最希望的，還是有人能抱抱我，說些溫柔安撫的話。然而，溫情太少了，正在打仗，所有人都很痛苦。我走在街上，看到前面有一位媽媽帶著自己的兩個孩子，一個孩子抱在懷裡，另一個孩子牽著。他們坐在長椅上，她把小的孩子放在自己的膝蓋上。我站著，站著，看啊看，然後走上前去，對她說：『阿姨，請您把我也抱到大腿上吧。」她嚇呆了。我再一次請求她：「阿姨，求您了……』」

　父親們都上了戰場，母親成為孩子的一切，也扛下生活的重擔。當時才七歲的小女孩濟娜記得：「媽媽和奶奶一起去田裡耕地，先是媽媽戴上牛軛，而奶奶扶著犁走在後面。然後，她們兩個交換位置，另一個人又變成了馬。我希望快些長大，我覺得媽媽和奶奶很可憐。」十二歲的卓婭則在集中營裡認識了瑪什卡，一個皮膚白白、性格溫和的女孩，雖只認識一個月，但「集中營裡的一個月就是整個人生，整個永遠。」她問卓婭有沒有紙筆，因為她知道自己快死了，所以想給媽媽寫封信，但要怎麼把信寄出去呢？「我深夜打開窗子，把紙條交給風……」如此詩意的文句，出自一名即將死去的女孩口中，竟讓我無法承受，闔起書頁，久久無法言語。戰爭帶來殘忍，天地不仁，但來自陌生人的溫情，戰勝對死亡的恐懼，讓人性之光在黑暗中閃熠。如今成為廚師的尼娜，想起六歲的時候和弟弟在陌生人之中成長，是那些陌生人救了他們。「我在這個家住了多長時間，恐懼就持續了多長。我們隨時可能被打死，全家人一起，包括那四個孩子……只因為他們偷偷收留了一個猶太孩子，從隔離區出來的猶太孩子──我是他們的死神。這得要多大的勇氣，多偉大的心靈，超越了所有人類的品格。」

　同樣令人感動又心痛的，還有當時五歲瓦利婭，她回憶自己到了保育院之後：「保育院的伙食要好一些，我長胖了。有位婦人很喜歡我，她在那裡打掃房間。她可憐所有的孩子，對我更是特別好。有人來給我們抽血時，所有的孩子都會躲起來。『醫生來了。』她把我藏在一個角落裡。她一直重複著一句話，說我像她的女兒。藏在床底下的其他孩子被拉了出來，他們哄騙那些孩子，有時給一塊麵包，有時給一件玩具。我記得有一顆紅色的皮球……」等醫生走了，她看到有個小男孩躺在床上，他的手從床上垂下來，紅色的血沿著手臂流了下來。「其他孩子都在哭……過了兩三週，又換了另一批孩子。其中一些不知道被送到哪裡，他們蒼白又虛弱，然後又運來了另一批，養胖了的。」原來，德國醫生認為，不滿五歲的孩童血具有神奇的療效，能幫助傷患迅速恢復健康，所以才集中這些孩子作為人體血庫。這是多麼駭人聽聞的行徑，讓我想起阿根廷電影《親愛的德國醫生》，曾在納粹集中營殺害四十萬猶太人，被稱為「死亡天使」的醫生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在潛逃南美洲期間，到處蒐集血液樣本，對鎮上女人做包括注射藥劑、服藥丸，甚至人工受精的實驗，以創造優秀人種，同樣都是以掌控與利用為出發點，缺乏對平凡生命的尊重與感情，真是太可怕了！

　亞歷塞維奇成長在一個自小便被教育要死去的國家，「我們被教導死亡。別人告訴我們，人存在是為了奉獻自己，為了燃燒生命，犧牲自我，並教誨我們要愛手持武器的人。」她從事寫作的問題意識，來自於對共產主義赤色政權的反省，原本期待美好國度的來臨，為何換來的卻是假正義之名的戰役與饑饉？德國社會學家狄奧多‧阿多諾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說：「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尼采說，沒有一位藝術家能夠忍受現實，也無力承受，但發生過的事情不允許虛構，真相必須如實呈現，所以亞歷塞維奇藉著「超文學」，讓見證者發聲。戰後倖存者的餘生，並不值得慶幸，創傷後遺症始終困擾著他們的生活與心靈：「我不相信能一直幸福下去，做一個完全幸福的人。我無法得到幸福，我害怕幸福。我總是覺得，幸福日子很快就要結束了。我的心中永遠是這種『很快、很快』的感覺。這是童年給我留下的恐懼記憶……」、「因為經歷過這些，我長成一個憂鬱又多疑的人，性格孤僻。有人哭泣時，我不會同情，相反的，我會覺得輕鬆些，因為我自己不會哭。我結過兩次婚，兩任妻子都離我而去，任何人都無法跟我長久過日子，很難愛上我。我知道，我自己都知道。許多年過去了，現在我想問問：『上帝是否看到了這些？祂又是怎麼想的？』」求助無門，天何言哉？

　一夕長大不是童話，「媽媽」何時成了如金子般閃亮的稱呼？聽到德軍砸碎鄰人頭骨的聲音如劈開熟透的南瓜，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記載在書裡，發生在戰時。戰爭即殺戮，當時最大的資產是苦難，但苦難並不能化為自由，只會延續更多的苦難。在亞歷塞維奇書寫的那個時代，談論愛是困難的，或許，直到現在，我們並沒有讓它變得比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