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岸見一郎《面對父母老去的勇氣》
　我每週會安排固定的油壓放鬆，上週四結束油壓返家，依慣例到母親房間知會她時，她居然一臉茫然地看著我，久久沒有回應。當場不知所措的我，擔憂這是不是失智的徵兆，於是連叫她好幾聲，不停地重複「我已經油壓回來了！」她才含糊地回應了一聲。由於時間已晚，我便不再打擾她，等隔天一大早詢問此事，她才說是因為剛睡醒，暫時沒有回過神來，後來看她一切如常，懸了一整晚的心才慢慢放下來。如果有一天，我擔心的事情真的發生了，我有沒有面對的勇氣呢？

　日本哲學家鶴見俊輔將「老化」視為過濾器，他說：「我相信經過老化過濾之後留在心裡的記憶。」也許有一天，我們或家人都會因為某些理由而忘記，又因為某些理由而記得，請周遭的人也必須相信當事人自己的選擇。父母終會老去，照護只有how，沒有why，就算找到父母罹病的原因也沒有用，照護的日子依舊會降臨。我想起之前看的《無緣社會》一書，人生在世，無法一個人生存，必須和他人有所連結，和自己有連結的人，又和其他人有連結，在人與人的連結中，我們可以獲得，也能給予，面對天經地義、無所逃遁的親緣，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對於衰朽的降臨，未雨綢繆不是壞事，但是不到當下，無法知道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放棄預測也是一種生活方式，這或是我們面對無常的如常吧！

二、褚士瑩《旅行魂》
　小妹喜歡旅遊，生性節儉的她最最捨得投資的便是旅行，上週借她王浩威的旅遊散文《沉思的旅步》，她覺得不太容易閱讀，我於是想到深入淺出的《旅行魂》或許更適合她，莎士比亞的劇作《科利奧蘭納斯》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詞：「行動就是雄辯。」環遊世界多國的作者褚士瑩，便是此語的踐履者。

　關於旅行，此書有許多觀念的啟發，也針對不少似是而非的想法加以分析辯駁，褚士瑩以自己和他人的真實經歷，告訴讀者何謂旅行者的靈魂。一個不了解自己的人，就算去旅行也不會了解別人；能夠把每天生活當成一場小旅行來練習的人，才可能成就壯遊，享受旅行的快樂。因為旅行不是浪漫的出走，而是透過旅行去學習：學習獨立，學會思考，學著變成一個自己更喜歡的人，這才是旅行的救贖。旅人的態度是謙卑的，對這世界是好奇的，藉由不斷地自我發現，從旅行中獲取滋養生命的資糧，型塑出柔軟又強大的靈魂。目前市面上多的是各式旅遊指南，但假使一名旅人只是參考旅遊書的介紹，按圖索驥，沒有形成自己意見的能力，這便不算是有旅行魂的人。他們的靈魂是借來的。

　旅行教導我們面對多元的世界，因為明白自己的無知，於是不再視自己的意見多麼寶貴，知道很多事其實可以不予置評。對世界或他者品頭論足，從不是旅行的重點，能夠充滿快樂地完成旅程，才是對於旅行者最有意義的成功，因為對旅人而言，「在路上」這件事，遠比「勝利」和「終點」還要迷人好幾千倍。我非常贊同作者所言：「對旅行的渴望定義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這當中包括對移動的慾望、對好奇心的滿足，願意改變人生的現狀，去當一名陌生人，去結交朋友，去體驗未知的地貌，更重要的是，擁有對未知冒險的心靈，不再恐懼。真正的旅行魂是能夠到老都擊掌高歌，是一股持續奮起、頑強燃燒的生命力量，因為，我們始終都在路上……

三、比利時導演雅克·范·多梅《死期大公開》
　這是部黑色幽默電影，幽上帝一默，有點兒奇幻，有點兒荒謬，有點兒離經叛道，因為此片去除了上帝的神聖性，將他降格成暴躁易怒、自以為是的凡人，所以他的兒子耶穌離家出走，他的妻子逆來順受、沉默寡言，他的女兒以阿潛入上帝的電腦，私自公佈世人的死期以為抗議。於是，當人們知道自己生命還剩多久之後，所呈現的種種言行，反映人性真實，便成為此片的主軸與亮點。

　這位鬼才導演曾在前作《托托小英雄》中，成功地將史詩片、童話劇、偵探片、黑色喜劇等各種元素巧妙地編織起來，以充滿類型暗示的迷宮敘事和超現實的回憶元素，將童年的純真幻想、老年的灰色陰暗和糾纏角色一輩子的性與死亡的心理執迷，建構出橫跨角色由生至死的迷離幻境，之後的《倒帶人生》，則拍成了跳躍於平行時空的科幻史詩，顯見導演不按理出牌的挑戰性格。但這次消遣上帝會不會走得太遠了些？連聖經都可以有後續篇，耶穌的十二門徒外加追隨以阿的六位，「最後的晚餐」便出現了十八位門徒。此片以六段故事交錯六位門徒的生命的故事，他們都是邊緣人：有肢障者、殺手、色情狂、鳥人、人獸戀者、變性人，我相信這樣的設定與選擇是有意義的，導演有意展開自己的創世紀，完全顛覆原本正常的設定。

　我不是衛道者，比較傾向將此片視作末世預言，從耶穌的受難死亡、上帝最後的流落，到以阿聽見人們內心的旋律，指引門徒跟隨自己的心音得到救贖，甚至是聖母瑪利亞以大嬸之姿重啟世界的結局，在在都顯示導演對傳統性別威權的挑戰，以及對母性力量的肯定。很具創思的一部片，獲今年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卻止步於奧斯卡外語片九強，可見取材的悖逆性恐怕不是多數人所能接受，有興趣的人不妨一看，保證絕不沉悶。

四、【移工紀實文學對談】顧玉玲v.s.王磊（Justto Lasoo）
　今天下午到國立臺灣博物館，參加燦爛時光書店主辦的台印作家雙邊座談最終場，由顧玉玲與第三屆移工文學獎得主王磊，進行移工紀實文學對談。王磊從印尼至台灣從事工廠勞動，每天工作時間從上午七點到晚上十點，他利用工作閒暇寫作，以漁工的生活為主題，參考周遭他者的經歷，寫出一部非紀實的作品。

　王磊以印尼文進行分享，會中必須透過翻譯傳達內容，是以時間的延長是必然的，但顧玉玲說得很好：「這是必要的溝通成本。」王磊覺得文學讓移工從壓迫中解脫，最好的寫作地點常常是浴室，透過讀寫移工文學，一方面可藉由他人的經驗來面對自己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碰觸到雇主的痛苦與侷限，不再只是受害者的視角，因而使自己成為更完整的人。長期投入社運的顧玉玲，認為外籍移工不僅是勞動力，還是歷史、文化的承載者，她在九O年代曾見過他們使用身體去展演母語的詩歌創作，那是以文學為通道，展現其作為完整的人的模樣。而早些年發行的四方報，讓移工以母語發表文學作品，是某些人一生中唯一當詩人的時候，也成為當時支持他們的重要社會系統。

　文學，無非來自於「我想說話」這件事。顧玉玲分享部分移工的心聲：四處打工的人，行李就是他的家；一位女性移工剛到桃園機場，看見台灣人鄙夷的表情，於是知道從家鄉來到一個看不起自己的地方。能否透過文學書寫，保障這些移工的發語權，讓他們有勇氣去對抗異鄉的不友善？顧玉玲提到台灣對文學獎的定義太狹隘，單一的題材、貧乏的生活經驗、美文的要求，讓寫作者多侷限於某個同溫層，同質性太高。而移工文學因轉譯的性質，降低美文門檻，以樸實自然的文字與不同的生命移動，反而打開限制，拓展寫作領域，引領我們看到過去看不到的地方，進而豐富彼此的想像，將存在而未被知曉的事情揭露出來。

　今年高一新生的暑假閱讀書單便有顧玉玲的《回家》。她認為面對人的遷移有太多分類，這無非是階級問題，所有的限制都是針對窮人，若要讓邊緣的人有機會說話且被聽見，文學應該是比較能被接受的對話方式，這也是她支持移工文學獎的主要原因。正因為她自己有機會以社運者的身分介入，從移工的文化與生活中豐富自己的生命，所以她希望寫成書，成為社會的資糧，這是她之所以產出《我們》和《回家》這兩本書的原因，「我先是一名社運工作者，然後才是一位作家。」至於爭論書中的內容是紀實或虛構，其實這些在真實人性的需求面前皆微不足道。

　這是一場非常真誠的對談，王磊的結論是「台灣的美豐富了我的想像力。」他看到了印尼播映的《流星花園》與台灣戲劇之外的福爾摩沙；顧玉玲覺得所謂國家的忠誠度很荒謬，重點是在各式遷移中如何彼此友善對待。這是個沒有旁觀者的時代，誠如金恩博士說過的：「一個偉大的國家必然是充滿愛心的國家，一個不關心弱勢群體的人不可能成為偉人，而一個不關心貧困人群的國家也不可能成為偉大的國家。」我們不求偉大，只願平等相待，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