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白俄羅斯女作家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說﹕「我在幾個歐洲國家住了十一年，後來決定回白俄羅斯定居，因為我是個作家，需要呼吸家鄉的空氣，與家鄉的民眾對話。」而被禁止拍片二十年的伊朗導演賈法爾潘納希（Jafar Panahi），今年以新作《計程人生》（Taxi）奪下柏林影展金熊獎，遭伊朗政府限制出境的他，接受採訪時說﹕「我愛我的國家，儘管遭受種種限制我仍不想在其他地方生活，我必須見證伊朗所經歷的一切。」流亡是一種選擇，留在種種限制與監禁下的家鄉是另一種選擇，但他們從未放棄以創作對抗強權，誠如詩人陳輝所言﹕「好像一個戰士，把子彈打光了就把血灌在槍膛裡；槍斷了，用刺刀、手榴彈；手榴彈爆完了，用手，用牙齒﹗ 屈服是沒有的。」
 

　  傍晚去國賓長春看這部片長僅八十二分鐘，還是在計程車上裝攝影機「偷拍」的電影《計程人生》，既驚艷又感動。明明只是運將的一天，卻能從載客的過程觸及信仰、風俗與政治的各種面貌，不管是女性地位低落的事實、電影不能刻劃汙穢現實的規定，還是假法律之名行專制之實的刑罰，都藉由乘客的對話自然呈現，這些素人渾然天成的肢體語言，詮釋了社會文化所形塑的生活悲喜。嚴格的影片審查制度，顯現藝術創作的不自由；對偷盜罪犯的吊死酷刑，更凸顯國家機器的強勢管理；名之曰對女性頭巾的尊重，無非是變形的控制與歧視。這讓我聯想到之前看過描述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電影《繁華世紀》，她在片中採訪柯梅尼之後，為了表達對強迫女性戴頭巾與婚姻不能自主的不滿，便當面扯下頭巾以示抗議。《計程人生》中雖未以激烈的行動加以控訴，依舊能從女人不得繼承財產、必須時時戴著頭巾，以及要趕在中午前將魚放生以免死去的迷信中，一窺封閉保守的民風。

　  主題很嚴肅，但情節很生活，詼諧逗趣中自有嘲諷。導演潘納希載到自己的姪女哈娜（Hana Saeidi）時，她正為了學校作業在拍攝「可以公開播放」的短片，老師的種種要求透過天真無邪的孩童之口，讓人百感交集，啼笑皆非。其中「好人不能打領帶」明顯是針對西方文化的貶抑，而哈娜對叔叔連珠炮式的質疑與叩問，可以感覺得出自主意識的抬頭，配合之前兩位男女乘客的針鋒相對，在在可以察覺出頭巾並不能囿限女子的見識與獨立。片中同時帶出貧富的差距，拾荒的小男孩與豪門婚禮的陣仗形成對比，哈娜拍到小男孩撿起新郎掉落的五十元，便請他務必歸還，否則她拍攝中的短片就必須作廢，因為有了不乾淨的內容。但只想將錢拿回去給父親的男孩，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什麼叫作「無私」與「犧牲」。不管哈娜如何動之以情，甚至搬出小男孩不在身邊的母親，也無法改變貧窮的現實。這個段落探究了生存的殘酷，讓我相當震動。